1989年某一天，我从国际关系学院踩着单车流窜到北大听钱理群的课，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堂课，在燕园阳光明媚的老教室，老钱一上来就点名：“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最大的陈独秀36岁，鲁迅34岁，周作人30岁，胡适24岁，老舍20岁，最小的冰心17岁——17岁，就是同学们现在这个年纪啊！”

连我这种外来流窜犯，都难免被激动起一阵鸡皮疙瘩。

但那会儿，在北大另外一位教授对我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就是詹明信。他在北大的讲课后来被整理成一本《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詹明信的理论被他的中国徒子徒孙弄成“后主“的教条，但对于沉浸在尼采或鲁迅式（当然也是钱理群式）英雄救世情结中的我等来说，他提供了清醒而有趣的对现在进行时的现实世界的阐释，特别是他提示中国年轻人：我们活在一个方兴未艾的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时代。

前段时间有北大学生邀请我去做讲座，勾起了我的八十年代北大情结，但又不知究竟有什么话可讲。于是在网上先学习了李承鹏在北大的演讲。他开头就说：“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徐志摩，俞平伯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的主题是言论自由，我当然同意这些捍卫言论自由的言论。然而假如我去北大演讲，我只能这么说：“今天受邀来到北大，站在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下，免不了要谈谈“消费自由，兼容爱马仕包”。”

前些年李宇春去北大百年讲坛，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很多学生进都进不去。有文人雅士便感叹李敖都没李宇春在北大受欢迎，哀叹北大精神不再云云。这种怀旧如今进一步发展为言必称民国精神，准确地说是民国精神病，对现实的失望导致移情民国，仿佛蒋公一时间都充满了民国范儿，似乎都不知道蒋公当年曾将Mr德阐释为“组织”，将Mr赛阐释为“纪律。

李敖是一半民国斗士范儿一半综艺超男范儿，否则他也不会做电视写微博了，在后现代中国，即便李敖和李宇春一起做节目一起演讲，也没啥好奇怪的，只不过李敖在两个时代两种角色之间左右为难怕掉坑里而已。但有些大陆公知似乎不明白，或者装作不明白一个常识：我们活在一个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杂交的时代。

我们在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和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之间飘来飘去。直面消费主义现实，似乎比一味缅怀北大精神更重要。单向度的立场是远远不够的，政治正确也是远远不够的，民主精神和言论自由精神固然可贵，但历史已经变得暧昧复杂多了，仅仅是说话的自由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说什么，问题在于我所理解的自由跟你所理解的自由，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这句话我最早还是大一时从李敖的文章里看到的，但在微博时代这句话的语境稍有不同，说句得罪人的：当一大群意见领袖成天率领大家不停鸣叫，当沉默者因为不跟着鸣叫，而被正义者蔑视，取消关注乃至拉黑，事情就好比大家争相恐后上厕所，如果你不跟着去，有人就会指责你：难道你愿意被尿憋死吗？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击鼓骂曹是中国文人喜欢的一出好戏，公知异见者对抗权力挑战权力，但在他们和权力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眼下经常是个人头滚滚的大卖场，你击鼓骂曹，咱击鼓传花——不转不是中国人——骂得好大家就撒花，乃至扔钱吆喝。

同样是在八十年代末，我曾在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中读到批评家哈罗德·卢森堡的一句令人鸡皮疙瘩汹涌的话：“只要有一万个人坚持站出来，我们就将重新夺回自己的国家。”如今的微博，大v公知意见领袖大概至少也有一万个吧，而他们的粉丝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似乎我们真的夺回了这个国家。

如果政协代表真的可以民选，不少v公知意见领袖或许更合适参政从政，此路不通，只能转攻另一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就是微博，而大v公知意见领袖在此一跃成为民意代表。微博也是一个公共论坛，一个社会剧场，同时，当然也是一个秀场，更确切说，是一个时代广场，既是卢梭意义上的民主议政的广场，也是购物消费广场，即使是公知，也有自己的价码，即使是思想也是消费品，微博更容易提供畅销的快餐，而击鼓骂曹的姿势也是很值钱的——它及时为苦逼众生提供了道德感召力和情绪宣泄。

柴静也选择北大作为自己的书的首发地点，而主办方为她精心准备了太师椅，邀请了众多名人，他们围绕太师椅上的柴静合影，这张众星捧月的合影显然大大刺激了媒体和公众对美女公知的想象和消费，“柴徽因”应运而生，这是“民国范儿”风尚的最新代言人，更是公知在消费主义时代的转型。柴静的《看见》畅销数百万册，她的才情毋庸置疑，而从柴静到“柴徽因”，我们看到更多的奇迹：央视与微博的合力，政治与娱乐的合体，公知神话与反智传统的分裂，柴静的才情和私生活，一齐被疯狂消费。

也正是借助消费主义时代大众传播的力量，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得以越来越广泛的传播，然而历史并不是英雄剧那么简单：披上一件普世价值的斗篷，带上Mr德和Mr赛这二位保镖，去跟Mr big大战一番。很多公知依旧沉溺于八十年代的启蒙幻梦，幻想自己还在一个固若金汤的战壕披坚执锐，——而微博太容易制造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自我感觉——依旧沉迷于一种简单的从南到北从白到黑的二元对立思维，一边磨拳擦掌一边对镜梳妆。启蒙斗士唤起民众去跟老大哥死磕，但这个单一的老掉牙的故事早已跟现实脱节，不管是启蒙斗士，还是民众，还是老大哥，都在时代广场的迷宫里疯狂刷卡。

启蒙斗士和民众早已自觉不自觉地结成了一种供求关系，为民众生产一种民主止疼片和自由鸡精。微博上经常出现假借冒用王朔，陈丹青，崔永元，白岩松等之名发表的种种掷地有声的言论，甚至美帝国务卿希拉里都被假冒过，被活活逼成一个中国公知。这就是“人民的力量”，他们可以自产自销民主止疼片和自由鸡精，并借助名人的logo来自产自销自娱自乐。

然而启蒙斗士其实也可能是老大哥的私生子，尽管他磨刀霍霍杀父心切，然而你有时却在他身上看到老大哥的影子——启蒙斗士的观点立场似乎是和老大哥对立的，但话语方式和思维逻辑却与老大哥灵犀相通，倒转红轮，用的却是红轮用剩的柴油。

说的难听点：芝麻亲绿豆，王八瞪乌龟。只不过是从王八变成王九，而王九比王八牛逼，这是不验自明的真理。

我绝不是要否认公共知识分子启蒙主体的角色和作用，但是如何避免思想被道德姿态取代，真理被“政治正确”劫持？如何避免知识生产沦为千篇一律的后现代流水线快餐消费品？公知意见领袖能否少在老大哥眼屎凄迷的眼睛里，寻找自己玉树临风的英姿？

国际歌如今好像不太合时宜，假如我在街上唱这个，估计警察叔叔会扑过来查我暂住证。但国际歌仍然可以在八宝山和摇滚音乐节获得正名，甚至在国际品牌发布会也有用武之地。前年唐朝乐队曾经在某著名国际品牌的一个公益发布会上引吭高歌国际歌，并且还即席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帮助穷人，然后，他们拿着演出费坐着跑车走了，留下更多慈善家和明星为穷人而唾沫横飞，而大摆时尚pose。唐朝乐队以他们愚蠢的真诚，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启示录场景，二十年前他们唱国际歌，那是为一个狂飙突进而又黯然落幕的启蒙时代唱出一曲挽歌，而现在，则是为一个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合谋的时代唱响了低八度的安魂曲，晚安，诸位，这是消费主义的国际歌。

这就是为什么相比“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更愿意谈谈“消费自由，兼容爱马仕包”。阁下可能会质疑我为什么歧视其他品牌，为什么不说“兼容lv包”。我只能说，自从毛玉萍女士在微博上发布了那个五星红旗图案的定制款鳄鱼皮爱马仕铂金包包之后，爱马仕爱国人品暴涨，毛玉萍联袂爱马仕，唱出了消费主义的国歌。

耐克在刘翔摔倒后在微博上同样高唱消费主义国歌：”十三亿人陪着你单腿跳到终点。“我们就像僵尸粉，在消费主义的新长征路上一跳一跳，请允许我引用海子的经典诗句——远方除了远方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