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esquire专栏

郎朗说他给胡锦涛主席表演过六次。当他在天坛祈年殿演奏时，俨然明清皇帝们都在洗耳恭听，这大国崛起的强音。夏日星空下，德意志名车的巨大广告牌前，郎朗俨然将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变成古老中国的全球化狂想——这一幕多像奥运广告片，郎朗就是钢琴上的刘翔，黑白键就是他的栏杆，刘翔倒下了，而跟他同岁的郎朗一直在飞，郎朗的音乐会如同奥运比赛永不落幕。。。

就在郎朗和中国爱乐乐团以及百老汇艺术家这场天坛音乐会之前，在我到处寻找厕所的时候，突然在祈年殿东侧听到一个低沉的男声伴着苍凉的二胡：“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郎朗星空下的狂想衬托了那落日的挽歌，我没有看到那个孤独的老男人。请允许我想象，那是郎朗的父亲——是的，假如他疯狂的“郎朗工程”失败，也许他只能这样在公园里打发余生。好在，他的儿子如今在皇帝祭天的地方，祭奠父辈失去的青春。

八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到天坛的时候，祈年殿神乐署周围都是一伙一伙的京剧票友在一唱三叹，众鸟高飞尽，断肠在天涯，北京恍然梦回北平——但不要说北平，连八十年代的北京也已渺若古代，如今要看公园里京剧票友的好戏，只能去看宁瀛八十年代末那部杰出的电影《找乐》了。

在大国崛起的郎朗时代，京剧已被红歌取代。八十年代的老京剧票友，如今要么死了，要么在家里歇了，取而代之粉墨登场的乃红歌票友。如今在天坛在公园在广场甚至在街头集体狂跳秧歌高唱红歌的老头老太，正是文革一代，听样板戏跳忠字舞成长的一代，破四旧的一代，消灭封资修的一代，红歌的一代，空白的一代，从“八九点钟的太阳”变成“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一代。

当文革一代在张艺谋那儿升华为历史背景模糊不清的粉嫩萝莉纯爱，当山楂树沦为冰糖葫芦，文革一代的儿女去电影院呜呼，文革一代去公园哀哉。

这空白的一代拿他们的下一代来填补自己的空白，没文化的一代搞起文化来也是运动式的大干快上，这就是为什么钢琴在中国一跃成为一项竞技运动，一场文化运动。这也是为什么最没文化的一代官僚会那么热衷于狂盖歌剧院大剧院——没钱也要盖，没节目也要空在那儿显摆，“造福子孙后代”。

那天我进了天坛南门，先是在门楼楼道里看了一班老头把二胡和萨克斯把扬琴和midi键盘翻江倒海操练个不亦乐乎，俨然引领了流行歌坛的中国风或者民歌界的西洋现代风。随后又去听每日例牌的红歌演唱会。有些平时避之唯恐不及的歌儿，居然深深触动我，当他们龇牙咧嘴地齐吼“我是一个饼，来自老百姓”的时候，简直就是革命朋克（谁说红卫兵不是朋克呢），当一班老头在几个头上插花手上摇扇的老太太的伴唱伴舞下高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爱我中华”的时候，一张张苦大仇深的老脸全都花开蜜蜂来，最后那声“嘿！”又令人汗毛直竖，想到五十年代红旗歌谣那句——“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在白天游客多的时候，天坛业余“同一首歌”演唱会往往是比较充满革命豪情的，但日渐西斜人越来越少的时候，就变得温情脉脉感伤兮兮了，到最后难免有人自己唱给自己听，如同一场未遂的黄昏恋。

西边的太阳快要下山之际，“小皇帝”如日中天，郎朗代表这一代隆重登基，替他们的父辈恶补失去的青春。郎朗的自传《千里之行：我的故事》其实应该叫《我和我父亲的故事》，或者叫《永争第一》，这是音乐成功学的“狼图腾”。我并不欣赏郎朗的演奏，但欣赏他在这部口述自传中的诚实：他并不隐瞒成功背后的痛苦——当我用拼音想打出他父亲的大名，先出来的是“狼国人”，接着才是‘郎国任“，郎国任的时代典型性，丝毫不下于其子。他为了让儿子成功不惜以跳楼吃安眠药相恐吓，摇滚友喜欢动辄嚷嚷什么“死磕”，殊不知古典音乐比丫更死磕百倍！这样的”狼国“不大国崛起，不大国飞起，我们狼国人还是人吗？

几年前有一次我带程益中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儿子程无量去星海音乐厅看傅聪，看完之后问他喜欢傅聪还是郎朗——这真是自讨没趣的傻逼问题——他当然斩钉截铁地说郎朗。我恍如隔世地，想起那个人手一本《傅雷家书》的年代，高一的时候有位家在农村的同学嘱咐我进城帮他买一本，他把傅念成博，尽管郎朗自传首印就是十五万，但影响力仍不如当年的”博雷家书“。不管是共和国六十周年，还是民国百年，或许就是从《傅雷家书》到郎朗自传的一个历程，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傅聪曾夸郎朗是百年一遇的天才，但在这个天才成功传奇故事的背后，是这个国家失落的百年。

今年是肖邦两百岁大寿。肖邦或许是中国人最可能弹得像样的西方大作曲家，大概是因为他相对来说较少宗教气息，要知道郎朗少时去德国，第一次进教堂并听到巴赫的时候，只知道划十字祈祷自己第二天比赛能拿第一名。在他顶替安德烈瓦兹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结束当晚，艾森巴赫要求郎朗大半夜再开一个私人独奏会，指定他演奏巴赫《哥德堡变奏曲》。郎朗在自传中认为艾森巴赫想要凸显这个夜晚的历史意义，瓦兹岁时曾替补古尔德登场，而他又在岁时替补瓦兹登场，而古尔德的标志性曲目就是《哥德堡变奏曲》，“他们想要将古尔德，瓦兹和我连成一脉。”郎朗没说自己当晚把《哥德堡变奏曲》弹得怎样，然而，假如古尔德和郎朗居然真的能被艾森巴赫一厢情愿地连成一脉，恐怕巴赫也会听得失眠吧。

你怎么能想象巴赫去开法拉利而舒马赫去弹巴赫？

但你可以想象两位中国功夫小子挥舞一柄波兰宝剑比武，本月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第一天是郎朗的肖邦第二天是李云迪的肖邦，存心是让这二位钢琴快男pk一场“肖邦钢琴大赛”。甚至郎爸和李爸也在暗自pk，他们总是忍不住要跳出来为儿子推波助澜，最近有些记者收到李云迪的父亲发来的新闻通稿，上面谆谆善诱一一注明：“建议此处用高雅，浪漫。。。。。。”，除了一个个“第一”和一个个空洞的形容词，关于这两位钢琴神童，阁下还能多说出些什么词儿呢？

不妨通过网络视频比较过霍洛维茨和郎朗对舒曼《童年情景》的跨时代pk:霍洛维茨六十年后重返祖国，曾经沧海难为水，回忆童年平静如水，而郎朗的演奏犹如一锅狂撒鸡精的沸腾的心灵鸡汤，看上去像是一个被父亲押赴钢琴刑场的烈士。

天坛之夜，郎朗的《蓝色狂想曲》不算美酒，至少还算得上一瓶燕京。但在其他有些时候，他的演奏要么像一锅沸腾的白开水，要么像狂撒鸡精的沸腾的心灵鸡汤，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文化形象。这一代不得不继续偿还父辈的文化债务，面对六十年的空白，唯有搔首弄姿张牙舞爪胡涂乱抹。

何止中国风，简直中国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