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音乐奖,也可以看出台湾社会进步之巨。
这年头音乐奖泛滥成灾,却还有人前仆后继创办更强调音乐性更追求独立性的新的音乐奖。这不,台湾在大名鼎鼎的金曲奖之外,又创办了一个金音奖。
11月13日这天恰好是反国光石化大游行,游会最后集结于总统府前的广场,搭了舞台也有音乐演出。而民进党一个小团体也在自由广场搭了个舞台为苏贞昌竞选台北市长助选。加上同样在自由广场的金音奖颁奖礼,三个舞台像是构成了一个音乐节。蒋中正公端坐于纪念堂,直面此起彼伏的声浪,不知今夕何夕。
无论金曲奖还是金音奖,有别于大陆的首先是由官方一手主办,新闻局公开招标选择颁奖礼的承办方,新闻局负责选定评委,其次是有奖金,每个奖均有10万新台币奖金,据说参照金曲奖标准。
对比之下,国内文化、宣传、新闻出版部门对流行音乐更别说摇滚乐尚无此雅兴。唯一对大陆音乐奖有启发的是奖金问题。崔健曾批评国内音乐奖对创作者缺乏实质的帮助,他曾建议看上去比较有追求的华语传媒大奖设立一笔奖金,每年分给急需录音费的一支优秀乐队或者一位音乐人。台湾音乐人有时还有机会获得基金会资助,此次金音奖分量最重的最佳专辑奖得主、阿美族的舒米恩就是有基金会赞助了录音费。这等好事很难落到大陆音乐人头上。
新闻局招标并指定评委,虽貌似很公正,却绝难确保专业。每年不同的公司中标,难以保证价值观、风格的延续传承,另外由新闻局选择评委,整体口味也容易偏于保守。好在首届金音奖的中标者是台湾摇滚乐手的联盟“台湾音乐人国际交流协会”,滚友挂帅,自然会更以金曲奖为超越乃至批评的对象,竭力表现金音奖的另类。
当然,另类也不会另类到哪儿去,金音奖没有周杰伦,可也有五月天——虽然不是获奖者,可也是压轴嘉宾。既要另类又要吸引主流大众和媒体,这是金音奖难免的矛盾,也是新闻局的矛盾。
最佳嘻哈专辑给了黄炫盛,让人不免怀疑评委的口味,这实在是无法体现台湾嘻哈近年由张睿铨、拷秋勤乃至蛋堡所带来的新意;最佳摇滚专辑和最佳乐团给了“猴子飞行员”,也让人深感台湾摇滚乐新意欠奉。最大赢家舒米恩做了一张典型的世界音乐专辑:原住民母语加电子。舒米恩迟早会红到国际,但当他翻唱郭英男的《老人饮酒歌》,还是暴露了唱功的平淡。
金曲奖历史上最具社会进步意义的事件,当属2007年林生祥上台领最佳客语奖时那短短30秒的获奖感言:他先是抗议金曲奖以语言作为分类,是对客家话等少数族群语言的偏见。随后他又将自己获得的两个奖分赠两个农业团体与杨儒门(杨儒门为了抗议台湾政府农业政策,曾在农田安放炸弹,不过事先周知乡民,放炸弹只是象征性的行动,后被无罪开释)。
而音乐独立性和社会进步性本来就应当是金音奖区别于金曲奖的题中应有之义。林生祥对少数族群及底层弱势民众利益的疾呼在金音奖继续回响,林生祥以《野生》获得最佳民谣专辑奖,他与日本贝斯手早川彻合作的一曲《南方》也是当晚最打动我的歌。
在台湾乐坛,如今少数族群方言不单不会再受到歧视,反而一跃成为主角。阿美族歌手舒米恩和客家歌手曾雅君均在金音奖大获全胜。虽然一味追捧少数方言歌曲有时稍有“政治正确”矫枉过正之嫌,但也足见十几年来台湾社会政治文化迁变之巨。
金音奖颁奖礼最有意味的是一件事是最佳嘻哈单曲奖获得者张睿铨没有到场领奖,代他领奖的朋友解释说他正在一里之遥的另一个舞台——反石化抗议舞台——演唱,无法分身.张睿铨把社会抗议行动看得比获奖重要。张睿铨的嘻哈战友拷秋勤乐队入围了提名,可惜最终未获奖没机会登场表演,他们原本准备在台上为反石化而疾呼。
陈升在台上虽未触及这个话题,但他与陈明章已分别为反国光石化各写了一首歌。请多年没有合作的陈升和伍佰同时登台让两大乐队合并出演,是本次颁奖礼一大卖点,但更有意义的是,开场曲是20年前陈升充满叛骨的《细汉仔》。
新闻局从金曲奖发展到金音奖,也可见文化政策进一步宽松,求新,体现出将音乐纳入创意产业提升所谓“软实力”的迫切努力。但是,据说以张培仁为首的部分乐坛人士认为真正彻底独立的音乐奖不应当求助乃至依附政府,他们本来也参与金音奖竞标,但最终退出。他们仍在谋求创办一个完全民间的新音乐奖。台湾音乐奖的推陈出新,好戏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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