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张荐

刊于《新京报》

摇滚交响很容易被视为一场自己向自己致敬的堂会流水席，一个油尽灯枯之后的亮丽工程。通常摇滚一旦“被交响”，就更为名正言顺地在音乐史（不仅仅是摇滚史！）永垂不朽，就像披头士被交响，更印证了“披头士是贝多芬以来最优秀的作曲家”未必只是吹牛戏言。但崔健又是哪位仁兄之后最伟大的中国作曲家？还真说不上来，只好说崔健是崔健之后最伟大的作曲家？但与其说崔健在向自己致敬，还不如说他在跟自己较劲，与其说他想杀进殿堂站成一尊蜡像，还不如说他是钻进娘胎翻跟斗。

北京交响乐团是崔健和刘元的娘家。作为当年的乐团小号手，或许崔健如今音乐上唯一退步的是小号（他这次的小号演奏确实有点失准）。崔健只是三名主创之一，编曲邹航才是崔健乐队和谭利华乐团之间的桥梁。与北交的这次合作发生在崔健为新专辑进行的排练之后，发生在他拍完第一部长片之后，仅仅经过四次排练，这是一次冒险的寻根，是中国摇滚的一次“向后看齐！”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崔健在西方摇滚乐之外的几个源头：民歌民乐，军乐，以及学院古典音乐体系里的一点“现代”音乐。

哈恰图良的《马刀进行曲》与《像一把刀子》的结合最具轰动效应，两条不搭界但都诡异无比的节奏七拐八拐交叉行军，伏特加大战二锅头，俄罗斯酒鬼和北京酒鬼在雪地上摔跤。假如说《马刀进行曲》是通俗取巧，那么斯特拉文斯基就是为《红旗下的蛋》埋下地雷。要知道在中国的前摇滚时代，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斯特劳斯对那一代人来说就算摇滚了——摇滚交响。

假如说俄国佬横插一竿子颇有混搭奇效，那么以李叔同《送别》为前奏带出《出走》就太一脉相承了，而最为浑融合一的，我认为是《假行僧》，弦乐丝丝入扣渐次铺排，不仅仅是铺垫烘托，而且还大大发展了原曲的乐思，像是折下一剪梅，随手又长出一树梅花。《出走》和《假行僧》这样的旋律性民歌味的歌果然水到渠成最易交响。然而崔健当年的绝招和风骨，更在于节奏而非旋律，《解决》远比《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崔健很多节奏型的歌很难被交响，第二场最后加演的《从头再来》和《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就没有交响助阵。像《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前奏用了军乐，跟《像一把刀子》一样讨巧，但混搭有时容易拧巴，《农村包围城市》是意外的曲目，再次说明了老崔拧巴的执着，电音舞曲加唐山说唱已经够拧巴，配上管弦乐后何止是唐山包围北京，简直是乐清包围北京了，虽然听上去音乐层次有些打架，但是想象一下西装革履的中产们挥舞公文包扯开领带跟着一帮农民南征北战到处征地拆迁的伟大战役，倒也乱得有理。

有些曲目只能说中规中矩不过不失：给雨加点雷，给雷来点闪电......《一无所有》加了一个创世纪般的辉煌前奏，好像为中国摇滚的诞生洗礼，但并不比当年的近乎干嚎——只有崔健和刘元两人——带劲，而《花房姑娘》和《一块红布》其实一把木吉他更加二两拨千斤。近些年崔健和乐手玩得最漂亮最炉火纯青的，反倒是不插电形式，而这次交响则是往另一个极端去试验作品的张力到底有多大。

摇滚交响，跨界大戏，热闹容易，煽情容易，但要真正打通乐理音脉不易，搭积木容易，但在摇滚与交响之间做一个出入自由灵巧的旋转门不易，崔健与北交这次好歹做出了几首成功的有趣的样例。但像披头士交响，金属交响（尤其是metallica那个著名的交响音乐会）之类，其实乏善可陈不足挂齿。真正牛逼的，是类似potishead现场电音加乐队加弦乐那样的，类似robert plant和 jimi page在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民族乐手和弦乐团一起翻玩led zepplin老歌那种形式的，不过那是更高层次的跨界，下一次崔健要玩就应该玩更高难度的。

假如说这次摇滚交响有什么历史性时刻，那就是《一块红布》时垂下遮住整个舞台的那一块遮天蔽日的红布——灯打到上面，显出崔健孤独的剪影；另外就是最早版本的《最后一枪》，至少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听他唱足本，唯一遗憾是枪声的效果甚至还不如鞭炮，这让我想起pangu的翻唱版，采样的可是真枪实弹。

请原谅我仅以所谓乐评的角度指指点点，请原谅我省略掉了冬夜里的泪光和呐喊，省略了燃烧的土地和愤怒的爱：

我身上的权力像一把刀子，要牢牢地插在这片土地。

我要永远陪伴你，因为只有我知道你的痛苦。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