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文章，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发表时有删改。

我一位朋友应某名表之邀赴伦敦，同团的除了他这样的媒体人士，还有一帮该名表中国vip顾客。我那朋友跟我一样，曾经沉迷于英国70年代朋克运动，喜欢性手枪乐队，于是经过国王十字街时带着vip们浩浩荡荡前去朋克教母vivienne westwood的店“the end of the world"朝圣，当年薇薇安和无政府主义男友Malcolm McLaren一起狼狈为奸开店，没事就改店名，最终在店名改为“sex"的时候物色了一个叫johnny rotten的烂牙烂仔，于是性手枪乐队以及英国朋克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当然中国的 vip们无须知道性手枪，无须知道麦克拉伦，甚至无须知道薇薇安，他们只须刷卡。我的朋友告诉我：vip中有一位警察，一口气买了20万人民币左右的薇薇安，而在进店之前他压根不知薇薇安是何方神圣！

先别计较这位警察叔叔的身份，就当这哥们有一大笔祖产吧。不过这真是一个非常魔幻的故事：当年英国朋克在薇薇安的店发迹的时候，中国的红卫兵红小兵正要偃旗息鼓，而三十多年之后，瞧瞧，一位中国vip警察在朋克发源地席卷了20万块的朋克奢侈服装！在进行有关“朋克在中国”讨论之前，我们总得先看到这个伟大的历史背景。

可笑的不是这位进店之前还不知薇薇安为何物的神圣警察，而是我那位揪着一颗朋克革命红心跑去那儿凭吊朝圣泛酸的朋友。

摇滚之时尚，朋克之奢侈，约翰列侬老兄早就预见了。这位仁兄最近生日忌日过得不亦乐乎，成天被世人戴上“爱与和平”的高帽游街，而这位无辜的大天使早就参透了魔鬼的把戏，他对朋克并无好感，倒不是因为朋克是以仇恨披头士为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而是列侬早就看透了青年反文化被时尚叫卖被体制招安的末路。与其说他讨厌朋克，还不如说他比朋克更朋克，在年1970年接受《滚石》老板温纳采访被问及"你认为披头士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是什么？"时，列侬的回答远远超越了”爱与和平“那一套光荣正确的陈词滥调：

"我不知道对历史有什么影响，那些有权有势的、整个阶级系统和整套布尔乔亚狗屎都还是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伦敦多了一大堆他妈的中产阶级小浑蛋，留了长发，穿着时髦衣服在街头闲晃，而KennethTynan（英国剧作家，第一个在BBC现场直播说"Fuck"这个词的人）靠"Fuck"这个词发了大财。除了那些，什么事也没发生。只不过我们打扮起来了。掌权的还是同一批浑蛋，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批人在管。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把孩子们骗得团团转。我们长大了一点，每个人都是，有过一些改变，我们都更自由了一点点，诸如此类，但这场游戏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是真正改变的，统统是老样子！历史就是狗屎，他们做完全一样的事，把武器卖给南非，当街杀黑人，人们全他妈一贫如洗，老鼠全他妈在身上爬。那只会让你想吐，而我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梦已经做完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如今我已经30岁，而一大堆人留了长头发，如此而已。”

虽然小野洋子在列侬70大寿的纪念会上和lady gaga 牵手合作，但由奢侈品牌赞助的类似煽情派对恐怕只能让列侬在云端偷笑吧:一切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如今我已经70岁......

最近我在帮忙编一本名为《朋克的哲学》的书，这书一半是美国乐评人克雷格奥哈拉的同名名著，一半是中国乐评人和乐手探讨“朋克在中国”的一些文章。当“朋克”这个词已经完全被时尚化，探讨“朋克的哲学”显得不合时宜而又迫在眉睫：我们能否从薇薇安那儿多少拯救一把punk这个词？能否超越早已被英国70年代朋克垄断的符号化形象，能否超越三和弦噪音和鸡冠头？

奥哈拉立足于欧美八九十年代的地下朋克思潮来赋予朋克新的价值取向：独立出版，自治空间，以及各种政治社会议题：环保素食，反新纳粹，反全球化......朋克俨然成为头顶某种“哲学”光环的无政府主义行动者，当然，他们首先还是摇滚乐手。

那是发生在青年自治空间squat的无数场振奋人心的朋克游击战，不过，还有比这更振奋人心的朋克游击战——发生在赛博空间的赛博朋克游击战，squat和赛博空间一同构成了网络与现实的互补，而赛博空间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地产——越开发它的面积就越大“（凯文凯利《失控》）。我绝不是要贬低地下朋克乐队的社会影响力——不与大公司合作的反主流态度和边缘化定位原本就是他们应有的自我选择——而是想说：朋克音乐甚至摇滚乐，已经不是最有代表性最能引领这个时代的文化形式和力量。就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已经没有必要延续，而新的伍德斯托克是在内华达沙漠中一年一度的“燃烧者”狂欢节，那不是摇滚乐手，而是电脑程序员的节日，是它承续了60年代伍德斯托克嬉皮精神。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写到赛博朋克神人佩里巴洛，他曾自吹是感恩而死乐队的替补歌词作者，《失控》借这哥们的所言所作来强调赛博朋克与年代神秘嬉皮士文化的血缘。赛博朋克这一命名本身已表明了它是承续70年代朋克精神而来的高科技斗士。赛博朋克教父，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三年前说过：“假如你现在在一支乐队里玩朋克，那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朋克了，不可能是，我们说的朋克是由70年代的事物所定义的，而你现在却是在2007年做它。” 新的时代有新的朋克形式，电脑程序取代了三和弦。早在奥哈拉写《朋克的哲学》之前，威廉吉布森已经推出催生赛博朋克这一命名的小说《神经浪游者》。斯蒂文列维则在1984年这样一个奥威尔式极权年份推出《黑客英雄》一书——黑客帝国正是对抗极权帝国的网络乌托邦，列维指出：

“官僚主义者明白自己的存在取决于人们对其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用各种方式（比如锁）控制人们......对于黑客来说，关着的门是一种挑衅，锁着的门是一种侮辱。”

列维又说：“计算机的一个有趣之处就是你能控制它，可如果计算机旁边有一个官僚主义者，你就无法控制计算机了。”然而最有趣的是，在列维为黑客正名26年之后，阿桑奇这样登峰造极的黑客英雄已经让全世界官僚主义者失去对计算机的控制。《纽约客》关于维基解密的报道一语道破了阿桑奇带来的启示：“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信徒，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

当人们总是一再陷入列侬所说的“掌权的还是同一批浑蛋，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批人在管。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把孩子们骗得团团转”的绝望轮回时，阿桑奇们正在创造一种极富想象力和技术含量的无政府主义朋克游击战术，一个阿桑奇倒下去，千万个阿桑奇站起来。

普京在阿桑奇被捕后站出来抨击”西方假民主“，然而阿桑奇们的敌人当然绝不只是西方，而是一切官僚主义者，有朝一日假如普京也被维基解密或别的解密网站揭出更多老底，但愿他能继续保持风度。我们最好记住阿桑奇的初衷：“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中国、俄国和中欧那些高压政体，不过我们也希望帮助西方国家那些希望将政府和公司的不义或不法行为公之于众的人们。”...

环球时报是一份严重精神分裂的报纸——其中文版总是像大国的屁股高高崛起，而英文版有时又能够如实趴下。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Olivia Keith最近表达了对中国的谢意：“最近北京街头关于Facebook创始人的电影《社交网络》都卖疯了。大家都忘了：FB在这里是被屏蔽的网站。我曾是FB迷。但感谢北京，自从你把FB从我手中抢走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中文和去景山公园散步，是你，把我从虚拟的网络拉回到了现实生活。”

在中国，黑客一般当然被当作贬义词，我们拥有绿坝和金盾，我们没有黑客，只有红客。再讲一个小小的魔幻故事：20年前一位和我曾经一起听摇滚的小兄弟，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位级别不低的网络警察（或许应该说是“网络高级管理师”），就是专门砌墙，当然有时可能也四处穿墙去当“红客”——当年他《一块红布》唱得不错。多年不见，我有一天忽发豪兴，给他传了一首美好药店乐队翻唱的《崂山道士》，相约去崂山苦学神仙穿墙术，歌中唱到：

”娘子，我头上撞了一个包 ......我穿墙过去，我穿墙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