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那天下午，鬼使神差地去了琉璃厂。逛完看见微博上一位好友正好写她在当代moma的库布里克书店：”有那么一大段时间，库布里克书店和百老汇电影中心只有我一个客人，安静之极，正好在我钟爱的二楼临窗位闲坐。散场后正是斜阳西下，玫瑰金的光线洒满小沙发的草绿天鹅绒面，暖意十足。直坐到最后一缕余晖褪去，才走。往年除夕，从未有过这种喜乐之感。“

我忍不住回了她：”我只泡中国书店，灰尘多的旧书店自有股风尘味，而三联这样的老处女库布里克这样的新处女不可亵玩——您瞧库布里克有些书还包着处女膜呢不让人碰。“调侃过头，倒无贬低库布里克书店之意，只是除旧迎新之际，我选择恋旧而已，从琉璃厂到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把我遗落在民国。

从前学历史,读到庚子年义和团之乱永乐大典绝大部分灰飞烟灭，一时悲愤莫名，殊不知那只是百年劫难的序曲而已。孙犁晚年写《书的梦》，说他的藏书有两次劫难，一次是抗战，一次是土改，书充公被农民拿去卷烟了。还提到土改时冀中导报曾建造纸厂，专门收买旧书后用牲口拉的大碾轧为纸浆。孙犁还有一篇《野味读书》，提及有一次冀中导报院子堆放一些纪晓岚老家的书，他不忍其化为纸浆，从内府刻本《全唐诗》中取出乐府部分装订成册自己留着。另有一次，孙犁在地主家发现一部竹纸印的《金瓶梅》，但不敢掠夺胜利果实，翻了翻又放回去，后来心想应该是明版书，”贫农团也不加注意，一定糟蹋了。”——淡淡一句，预示了后来更大的文化浩劫。文革期间孙犁藏书果然又遭遇第三次劫难——抄家一度抄得仅剩一本红宝书。如今红宝书依旧点缀着琉璃厂的破落古玩店——除了几家中国书店，你在其他店家所能找到的旧书，几乎也只剩被老外当作旅游纪念品的红宝书了。

我更怀念八十年代的中国书店，成排成排黄橙橙一大片的四卷《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如饥似渴的读书氛围，那个时候国人尚不知摇滚乐为何物，《光荣与梦想》里居然把rock&roll译为“摇滚舞”。我怀疑黄皮初版的这套书后来很多化为纸浆，不然印数那么多不可能消失得那么快，好在后来又接连出过三版。八十年代启蒙余温犹在，而所谓民国范儿就真的一去不返了。许嘉璐先生回忆从前犹有民国古风余韵的中国书店：

“我至今怀念那时书店的布局和气氛：四周书壁，上可达顶，满室书香；屋子中间安一长桌，铺一白布，上有茶盘茶杯，两侧几把木椅。顾客可以随意从架上取书，坐到桌边不慌不忙地看，也可以请师傅代取，这时师傅还要给倒上一杯茶。有意购买，可以请师傅帮助找出其他本子以便比较，如不买，道一声“谢谢”即可离去，师傅还要送至门口：“您慢走，有功夫您再来。”

那天我在灯市口中国书店兴高采烈淘到几本书，忽听到一声狮吼：“关门了啊，快来结账啊！”于是赶紧出来结账，中年女店员冷冷地问：“想好了啊？”接着又狮吼：“关门了啊！”最后猛一拉灯把全店拉黑，里面两个书虫只好灰头土脸出来。如今这样的书店可比饭馆要没人味多啦。

邓云乡回忆三十年代甘家口的破书摊：“这些寒酸的摊主，冬天黑布或灰布旧棉袍子，夏天发黄的白布小褂，都是可怜的斯文一脉，不管谁站在他摊前，翻翻这本看看那本，你看上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也不会怪你，而且很和善地望着你招呼你。。。。他们从来不会对人加诸白眼，或赶你跑。”

那天我去隆福寺，也是个寒酸的摊主，问题是摊上的书比他寒酸得多：除了红宝书，就是《自我身体检查手册》和《新婚知识》，后面两本书好歹帮助吾国在革命时代延续了人种。

库布里克书店是从香港搬过来的，洋气，小资，精美——精美得有些书包上封皮，不能自己拆，只能到柜台请店员拆，这样一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乐趣就被打断了，书籍更像是展品可观而不可玩，书店成了圣殿甚至博物馆。我这种落伍的人固然受不了国营中国书店的狮吼，可也不觉得新派的书店有多舒服。理想的书店在台北，我说的不是诚品，而是旧香居，青康藏......那样的旧书店与许嘉璐所写的一模一样:茶香伴书香。上次我去旧香居，告别时问女掌柜哪里买得到台北肉纸（即肉干），她画好地图指南后，居然转身找出一包肉纸相赠。走出旧香居，拎着一套影印清代的插画版《金瓶梅》去悬着”古早“二字招牌的小店吃点心，恍然活在另一个时代。

又去了牯岭街，那儿虽只剩下一家旧书铺，但也觅得一部梁启超《饮冰室二集》初版，以及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1974年初版，我已有此书一字未删的大陆版，但还是再收一部台湾版，书中有七十年代台湾学生的划杠和注语，两岸的近代史，写的当然天差地别，郭廷以写到1949年为止。

大陆断裂的那根弦，似乎在台湾接上了。

弦可以另找一根接上，但琴身早就毁了，焚琴煮鹤的年代，房地产商和官府比翼双飞飞得更高。

除夕我从琉璃厂又去了菜市口宣南一带。在上期专栏《城乡暴力团》中，我曾提及宣南文化旧迹已被推土机逐渐抹去，没想到情况远比我想象的惨烈：骡马市大街和南横街之间这一大片书香艺园会馆荟萃之地，已几乎沦为废墟，因为绝大部分房屋已被荡平殆尽，像米市胡同贾家胡同这样鼎鼎大名的胡同几乎已不复存在。在豪华楼盘“中信城”背后，唯剩孤零零的南海会馆——都怪康有为名头太大，有关当局实在下不了手。一群臂缠袖章的居委会中老年妇女啸聚于南海会馆即康有为故居门口，请原谅我一看到红袖章就联想到文革，不过这回她们应该是来执勤防火防盗的。我走进南海会馆，里面只有一户尚有灯光，另外几十间有如鬼屋。

屋外一片废墟，冬夜老树如孤魂野鬼，如无家可归的历代文人雅士英雄豪杰，在帝京除夕漫天璀璨焰火下游荡，一位袖章大妈问我：您干什么的？我无语，一不留神也成野鬼了。

我去过广州和青岛的康有为故居，青岛那栋望海豪宅，原来是德国军官的，漂亮之极。北京这南海会馆既然是附近硕果仅存的故居，想必官家日后会加以修缮留个门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什么的。与其说康师傅太孤独，还不如说他太碍事——您老人家为富国强兵奋斗终身，就不能为城市改造大国崛起牺牲一把？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曾提到康师傅文革时惨遭掘坟惨遭斩首，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身首重逢重葬。满清没干成的事儿，红卫兵干成了。身首可以异处，区区一个破故居又算得了什么？

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书香难敌尸寒。

除夕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五块钱买了一本定价三十八的《清代皇帝的读书生活》，出门时惊见柜台旁一大排扑克牌：有京剧有李小龙有梅西有花花公子。我挑了一副文革招贴扑克，还有一副饭岛爱。可惜不是苍井空，我没买。

 

刊于《esquire时尚先生》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