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谋杀的聂鲁达

（文：王勤伯 ）

智利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1973年智利兵变后12天神秘病死，最近聂鲁达的秘书、保镖兼司机马努埃尔在被遗忘30多年后，首度揭秘聂鲁达死于致命的一针。聂鲁达临死前不久还在写自传，但他预见不了自己悲剧的结局。

今年62岁的马努埃尔·阿拉亚，35年前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担任聂鲁达的秘书、保镖和司机。在聂鲁达位于黑岛的故居和墓地外，马努埃尔向意大利记者和作家罗马尼奥里讲述了聂鲁达最后的日子：孤立、受辱，和一剂神秘的针药??

1970年，聂鲁达退出智利总统选举，转而支持好友阿连德，后者成为智利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社会党总统，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巴黎大使。1971年10月21日，聂鲁达继自己的老师米斯特拉尔、危地马拉人阿斯图里亚斯之后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72年12月聂鲁达第一次从欧洲返回智利，得到举国欢迎，民众在圣地亚哥国立体育场为其举行盛大的仪式。1973年2月，聂鲁达辞去驻巴黎大使职务，决定回智利黑岛定居。他知道自己患了前列腺癌，想在环境更好的地方疗养。黑岛面朝大洋，聂鲁达的房子按轮船的模样建成，临近大海，是理想的疗养地。

黑岛并不是一个岛，只是智利天堂谷地区的一个地名。这里风景迤逦，也是电影《邮差》故事的发生地。小说《聂鲁达的邮差》是聂鲁达生前友人、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根据真实的故事写成，聂鲁达遗孀玛蒂尔德曾为其提供协助。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将背景地改为的一个小岛。改编基本忠实于历史，50年代，聂鲁达的确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湾的卡布里和伊斯基亚两个小岛居住过。

聂鲁达是智利共产党员。他回国后，智利共产党挑选了时年25岁的马努埃尔·阿拉亚为聂鲁达担任秘书、保镖和司机。

马努埃尔为聂鲁达驾驶的是一辆雪铁龙Ds汽车，诗人从法国带回智利的。他在码头第一次接到这辆车，就感觉汽车特别沉重。打开后备箱，才发现里面装满了苏格兰威士忌。聂鲁达把威士忌称为“药”。他让马努埃尔陪他出去散步，要求他带上“药”，如果聂鲁达写上一阵子，停下来说，“马努埃尔，给我药”，那么马努埃尔得递给他一小杯威士忌。聂鲁达是孩子气的，哪怕在接近70岁的年龄。他想吃茄子，但已经过了季，他就派马努埃尔开车出去寻找。马努埃尔找遍整个地区，在距离黑岛100公里的一家餐馆里高价买到两根，聂鲁达笑开颜。这证实了俄国作家爱伦堡对智利人的评价，“我见到的少数几个幸福的人之一。”

聂鲁达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太太、智利歌手玛蒂尔德·乌鲁蒂亚，和马努埃尔关系一般。马努埃尔认为她性格专制，因此不那么情愿为其效劳。聂鲁达的房子装了一个铃铛，如果响一声，是聂鲁达找马努埃尔；如果响两声，则是玛蒂尔德唤他，这时候，马努埃尔会刻意去得很慢。

玛蒂尔德有个年轻的侄女叫阿莉西亚，聂鲁达担任驻法大使前，阿莉西亚来黑岛投靠他们。但玛蒂尔德把她当佣人使唤，阿莉西亚因此产生报复的念头，与此同时，诗人聂鲁达产生难以抗拒的柔情。玛蒂尔德开始怀疑丈夫和侄女有染。一天她假意外出，偷偷把车停在家附近，然后步行回来。在那张面朝太平洋的大床上，玛蒂尔德把聂鲁达和阿莉西亚抓了个现行。

1973年初回到智利黑岛，聂鲁达和玛蒂尔德重归于好。

智利911兵变

1973年9月11日，该是灿烂的一天。聂鲁达原定在这天出席Cantalao中心的揭幕仪式，这是他构思的一个文化中心，智利总统阿连德也会乘坐直升机过来，他和聂鲁达前晚还通过电话，约定“明天见”。

明天不会出现，就像阿连德的直升机。聂鲁达上午5点就醒了，和马努埃尔一起，他们从一个阿根廷电台听到圣地亚哥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马努埃尔觉得不是太严重，就像之前发生的军事政变尝试一样，“会过去的，仅仅是一个阶段，之后他们会把权力交还回来。”聂鲁达却说，“这次就像西班牙”。他立即想起30年代被佛朗哥法西斯军队杀害的西班牙诗人洛尔卡，“我的结局会像我的朋友洛尔卡一样。你，马努埃尔，你会被逮捕和迫害。”

就在那当儿，皮诺切特的军队杀入拉莫奈达总统府，杀死阿连德（官方说法是阿连德用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送他的一把枪自杀，但近些年的研究，让他杀逐渐成为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总统府被洗劫一空，军队损坏的还包括一个法国来的邮包。阿连德每周派人把这样一个邮包送到黑岛，里面是治疗前列腺癌的药品。

9月12日，皮诺切特的军队抵达黑岛，把聂鲁达的家搜了个底朝天，试图找到和智利共产党领导人有关的各种资料，最后只带走聂鲁达收藏的一些烟斗和酒。聂鲁达对军人们说，“你们请仔细环视周围，这里唯一对你们构成危险的东西是：诗歌。”聂鲁达对马努埃尔说，“我们得离开这里，去圣地亚哥找一家医院。那里我能得到治疗，也没有人敢对我怎么样。”马努埃尔给圣地亚哥的医院打电话，被一概拒绝，只有圣玛丽亚医院愿意接纳聂鲁达。马努埃尔去找救护车运送聂鲁达，也是一概拒绝，直到找到一辆老旧的车，要价800比索1公里，总价足够支付一张公务舱的国际机票。9月19日晚上19点出发前，墨西哥大使打来电话，他正在和该国总统埃切瓦利亚联系，希望将聂鲁达转移到墨西哥城。

谈到那个夜晚的旅行，马努埃尔声音是哽咽的，“那就是折磨。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在救护车里，我开着一辆菲亚特125在后面跟着。一路都是野蛮的检查，至少有10次，我们需要打开救护车门，把担架拖下来，让聂鲁达站到街上，军人们动不动就推攘他。”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圣地亚哥时，聂鲁达哭了，无力，屈辱。

在医院里，聂鲁达躺在床上继续写作，玛蒂尔德陪在他身边。马努埃尔搬了一张沙发挡在门口，以便检查所有出入病房的人员。他对诗人承诺说，绝不会离开他，要和他同生共死。

“我失败了”，马努埃尔说。

9月23日悬疑

9月22日，墨西哥大使打来电话，聂鲁达的墨西哥签证已经准备好，大使将着手安排专机，不出两三天即可把诗人接走。聂鲁达看到了希望，他将在墨西哥城向世界讲述智利的惨状，在聂鲁达最后一本书的最后几行，他写道，“无数的装甲车勇敢地对付一个孤单的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等待这些军车，陪伴他的只有那颗巨大的心，包裹在硝烟战火里。”

聂鲁达对马努埃尔说，“明天（23日）你陪玛蒂尔德去黑岛，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衣服、书籍，画，钱。他们稍后会洗劫那个家，我们这次将走得很远。”

有关23日发生的一切，马努埃尔的记忆和聂鲁达遗孀玛蒂尔德日后的回忆有出入，但玛蒂尔德80年代已经去世，无法再做对证。

马努埃尔的说法是，“墨西哥大使给了我们一辆使馆的车，避免了一路上的检查。我们早上8点出发，傍晚6点45分已经回到圣玛丽亚医院。”

“我们走的时候，聂鲁达情况很好，回来却发现他病得厉害，高烧，面颊发红，冒汗。我们赶紧在他额头发上一块湿巾，问他怎么了。他说上午有个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就开始发烧。为什么突然给他打针？在之前，他们仅仅给聂鲁达吃过药片。”

一个大夫走进病房，检查了聂鲁达的情况。马努埃尔从未见过他，高个子，黑头发。他说急需一种药，医院里没有，只能在维瓦塞塔大街的一家药店买到。他把药品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Urubutan。马努埃尔说，“很多年以后，我都在重复那种药的名字。如果当时我找到这种药，如果我没有去买药，也会是同样的结果？”

后来马努埃尔从医生那里得知，Urubutan是一种治疗痛风的药。当时他就不明白，圣地亚哥到处都是药店，但医生偏偏要他去维瓦塞塔大街，距离医院好几公里。

马努埃尔跳上那辆菲亚特125，开过几条街，过了一个桥，快到药店的时候，突然钻出两架汽车挡住去路。车里下来4个人，将他强行抓住。先送到警察局痛打一顿，然后转到圣地亚哥国立体育场，军政权设立的露天监狱。马努埃尔不知道，聂鲁达在他被捕后几小时内已经死了。

马努埃尔在50天内掉了33公斤体重。他被套上沉重的脚镣，每次被折磨之前都被押着在体育场绕场一圈。他被打断一条腿，受过无数次电击、呛水，军人们希望知道智利共产党的头目们藏到了哪里。马努埃尔不回答，他也不知道。一个晚上，马努埃尔被扔到体育场的一个出口。第二天清晨，几个好心的行人把他捡起来，架上火车，他回到圣安东尼奥老家。后来，他的一个亲兄弟误被当成他遭到逮捕，再没有回来，成为“消失的人”。

马努埃尔到处询问，“聂鲁达到哪里了？”他希望听到“墨西哥”，答案却是，“聂鲁达死了。”

两个版本，一剂针药

聂鲁达是在9月23日的夜里22点30分左右去世的。他的遗体被放在医院地下室一个过道里。一个叫埃万德罗的巴西人拍下一张照片，玛蒂尔德绝望地守在遗体旁边。

聂鲁达遗体被军队押送下葬，圣地亚哥民众成群结队为其送行，他的葬礼是军政权上台初期的极端恐怖中智利民众唯一一次公开抗议。聂鲁达生前许下过被安葬在黑岛故居的遗愿，这个愿望在1992年才实现，智利国会将他和玛蒂尔德的遗体从圣地亚哥转葬过去。

马努埃尔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以政治迫害受难者的身份得到一份国家养老金。人们都忘记了他，尤其是当年为聂鲁达敞开大门的那些达官贵人，假装不认识他。马努埃尔撕掉自己的党员证。没有人对他发出过任何邀请，没有人要求他提供回忆，只是，他自己忘不了。

玛蒂尔德的回忆和马努埃尔的回忆有出入，但在关键的一剂针药上没有差距。玛蒂尔德的记忆是，她和马努埃尔是在21日被派回黑岛的，聂鲁达和妹妹劳拉呆在一起。其间，他见过一个画家，一个教士。后来有传闻说阿莉西亚曾在医院门口被人看到过，她是否和聂鲁达见面，玛蒂尔德回来后是否有察觉，这在玛蒂尔德的回忆里找不到。

总之，根据玛蒂尔德的回忆，22日，聂鲁达感觉难受，通知她从黑岛赶紧回来。聂鲁达当日见到墨西哥大使，请求推迟出发时间，但大使对他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而且难以再有第二次机会。玛蒂尔德和马努埃尔晚上赶回了圣玛丽亚医院。22日晚聂鲁达病情加剧，护士来给他打了一针，据说是镇静剂。第二天早上，聂鲁达开始说胡话，之后休克。玛蒂尔德的回忆录记载，她派马努埃尔出去买东西，马努埃尔途中被逮捕，再没有回来。双方的记忆，差别是日期和时间，一致的是聂鲁达被打过一针。

“后来我和玛蒂尔德见过几次面”，马努埃尔说，“她赠送给我一副聂鲁达的墨镜。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说，唯独没有谈及9月23日，否则我们会很难受。这使得我们从未在一起对照记忆。我不知道她是否忘得了，但我心里一直有那个结：Urubutan??我不应该离开??我承诺过决不离开??我想起医生早上给他的那一针，尤其是在弗莱的死因公开以后。”弗莱是当时智利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因为厌恶社会主义，支持军事政变。聂鲁达曾预言性地写道，“弗莱的形象每年都变得更晦暗，他的记忆，有一天将会和罪责交织。”

皮诺切特执政数年后，弗莱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但试图远离军政权只为他带来死亡。他也是死于圣玛丽亚医院。日后一名中情局特工透露，协助皮诺切特杀害政敌的“死亡医生”贝利奥斯给他配置了一剂针药，“死亡鸡尾酒”，弗莱被成功“医死”。中情局特工揭开这一秘密后，智利调查机构对弗莱开棺尸检，确认了他的死因。

皮诺切特军政权统治1990年才结束，一直到1998年，皮诺切特仍然是智利军队首脑。当他离开这一职务，又成为终身议员，并获得保释权。聂鲁达的一些作品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一度被禁，90年代才恢复发行。马努埃尔相信，聂鲁达是被谋杀的，因为皮诺切特军政权无法容忍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流亡海外，抨击他的屠杀和统治。

马努埃尔为什么等待那么久，最终选择向罗马尼奥里这样一位富有名望的意大利记者讲述聂鲁达的死亡版本和自己的疑问？

“在智利，到底有谁，会相信我？”他说得很直接。是的，在一个发生过屠杀这种悲剧的国家，最大的悲剧，总是屠杀之后的记忆。

(原文见《时尚先生》09年7月刊《先生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