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层天堂

我混在数千国米球迷中走上诺坎普最廉价的看台，爬了很长时间楼梯，十八层天堂，其感觉犹如爬圣家族大教堂。我学着聂鲁达的诗句（“美洲的爱，和我一起上升！”）默念：“加泰罗尼亚的爱，和我一起上升！”一个国米人渣霸占了我的座位，好在还有其他空座，我于是到最高的一排，仿佛坐在火山口，一览众山小，看人头滚滚10 万人一起涮火锅，仿佛踏着蓝黑敌人的尸体走上十八层天堂，颇有一种上帝俯视棋盘的感觉。最高最远最廉价的座位，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座位。

婴训

世纪大战前一天，我在诺坎普旁一座小球场，观看了西班牙丙级联赛巴萨二队的比赛，恩里克是主帅，2 比0 获胜，观众只有千把人。我略感失望，除了中卫丰塔斯，似没发现能成大器的球员，传说“天赋10 倍于梅西”的以色列少年阿苏林日后能达到佩德罗的水准就不错了。但随后我又见识了令人鼓舞的拉玛西亚青训——准确地说是童训——传统：一个袖珍球场上，一班八九岁的巴萨小朋友在训练，据说其中有古德约翰森的儿子。巴萨专卖店也卖巴萨牌婴儿奶嘴——青训、童训、婴训，算你狠！我恍然见到一伙婴儿叼着奶嘴在地上乱爬，扑向一个足球，而且遵照克鲁伊夫圣旨，爬都要爬出433 阵型。

左派足球

很多次，梅西进球后右手按着左胸——那是队徽和心脏，这让我想到74 年的克鲁伊夫，那张旧明信片上克鲁伊夫在第一个钻出帐篷冲进球场的刹那，右手按着左胸。这张旧明信片卖两欧，我第二次去准备买下时已没了，这是巴塞罗那之行的一件憾事。世俱杯决赛梅西用胸将球撞进球门，巴塞罗那媒体一致高呼：梅西用心进球！梅西用队徽进球！足坛名士梅诺蒂以其惯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将足球分为左派和右派。在2009年9月的《踢球者》杂志上，他为“左派足球”下了定义：“最慷慨、最艺术、最精致的总是属于左派，慷慨、开放，对观众有所承诺，因为身兼代表性和归属感而倍感荣耀这些在我看来更多属于左派而非右派”，而“右派是另一种足球，观众不重要，唯一在乎的是结果”。梅诺蒂认为国际米兰是右派，他奇怪地没提到巴萨，但谁都知道，巴萨是最典型的左派。左派足球和左派政治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克鲁伊夫加盟巴萨，被说成是因为他反佛朗哥，其实更大的原因是阿贾克斯背着他和皇马谈判激怒了他；克鲁伊夫拒绝参加1978年世界杯，被视为反阿根廷政府独裁的急先锋，其实更大的原因是他家中被盗令他分心。但加泰罗尼亚人更愿意神化他，把足球政治化。国际米兰极端球迷在政治上是偏右的，但莫拉蒂和萨内蒂又曾经公开支持萨巴塔游击队，还专门将国米球衣送给左派新偶像马科斯副司令。梅诺蒂是左派足球的捍卫者，但他支持左派政治吗？不，他当年是阿根廷军政府的合作者。

高迪

1926 年，高迪悲惨地死在水口市场后头一个贫民救济院。被电车撞倒后，人们以为这个一身脏衣的糟老头是一个流浪汉，就把他送去贫民救济院，他痛苦地捱过了三天才死去。其对上帝的虔诚和巴赫一样，但远不像生过一大窝孩子的巴赫，高迪单身，其生平难以考证。正是这位近乎禁欲的圣徒奇异地把世俗生活之美和神性结合起来，他的建筑仿佛献给上帝的鲜花、冰激凌、巧克力。我找不到那家贫民救济院，但你可以把随便哪个在水口市场买巧克力的老头想象成高迪。

卡雷拉斯

瓜迪奥拉的《角斗士》欧冠励志短片片末用了帕瓦罗蒂的《今夜无人入睡》，下一次最好用卡雷拉斯的。卡雷拉斯喜欢去诺坎普，他总是忘了保护歌喉而为巴萨狂吼：“我在球场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最初两声我还能有所控制，但第三声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他说：“作为加泰罗尼亚人，我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狂热巴萨球迷，我生于巴塞罗那，我的球队就是巴萨，她是我的语言，是我母亲的奶汁。”“三高”之中，帕瓦罗蒂是尤文球迷，多明戈呢？卡雷拉斯指出：“三大男高音中，只有多明戈存在缺陷——他是一个铁杆的皇马球迷。”

书店

兰布拉大街上有一座18 世纪漂亮宫殿，其一部分如今是一个书店——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官方书店。我在里面呆了近一个小时，没发现有人买书。这书店肯定是赔的，但对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却是大赚的——一个绝佳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需一家小书店：里面摆满了有关加泰罗尼亚的书，临街橱窗陈列的是加泰罗尼亚艺术四大师：高迪、毕加索、米罗、达利，还有大提琴宗师卡萨尔斯。我见过的中国最酷书店，是南昌机场一家小书店，其标语是：每人每年应该读100 本好书。虽然那书店基本上是垃圾成山，我还是含羞而去，因为显然我是达不到年度读书指标的。

无政府主义

巴塞罗那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麦加。只不过从前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城市游击战，如今则是朋克青年自治精神，枪变成吉他。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无政府主义者差不多相安无事，因为他们在自治精神上是相通的。巴塞罗那的Squat 青年自治空间通常都是理应遭到强行拆毁的违章建筑，但正是这些违章建筑构成了地下无政府主义左派朋克青年文化汹涌澎湃的奇观。这些Squat 往往在火车铁轨旁，多少象征了“Walk on the wild side”的边缘反叛角色。从巴塞罗那那华人浸信会拐弯出来就是一个积木般胡乱建起来的后现代朋克山寨，我走进去，几十个青年正在听讲座，我一句也不懂，但在酒吧看到不少有关墨西哥萨巴塔游击队的传单，走出Squat ，列车呼啸而过，月黑风高，亡命天涯。然而，我的理想在那儿，我的身体在这儿。

四大天王

如果非要在毕加索、达利、米罗、塔皮埃斯四大天王中选一个加泰罗尼亚画神，谁最合适？但毕加索是马拉加人，只是少时搬到巴塞罗那，而达利曾接受佛朗哥的大勋章，非要上纲上线的话甚至堪称加泰罗尼亚叛徒，毕加索和布努艾尔都因此和他绝交，相信洛尔卡如果没被法西斯杀害，迟早也会和他绝交。因此，巴萨俱乐部不可能找达利画画。1974 年，米罗为巴萨75 周年生日作画，1999 年，塔皮埃斯为巴萨百年作画。这两张海报在诺坎普专卖店有售，6.6 欧一张。

约翰·凯奇

我在当代艺术馆消磨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儿有一个约翰·凯奇回顾展，除了他的曲谱手稿、信件、藏书（那本对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英文《易经》），以及约翰·凯奇的合作者、学生或受其影响的艺术家（比如白南准）的作品，还可以带上耳机听他的大量作品。还见到一张约翰·凯奇和杜尚下棋的照片，杜尚影响了凯奇，克鲁伊夫影响了瓜迪奥拉。我说过克鲁伊夫就是足球的杜尚，一个创造并出售观念的人。偌大的艺术馆弄这么一个没有多少人光顾的展览并不出奇，出奇的是我后来在一家奶酪店发现门口贴着一张约翰·凯奇回顾展的海报，但这其实多么符合约翰·凯奇的艺术理念：艺术即奶酪（或者他最爱的蘑菇）。

达利

对达利，我有一个从喜爱到厌恶（虽然不是全部厌恶）的过程。我对他的家要比对他的画更有兴趣：从巴黎到加泰罗尼亚。在他晚年住过两年的普波堡，二楼放着达利的黑胶唱机和一个唱片箱：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好像没有巴赫，还有瓦格纳，马勒，斯特拉文斯基，这几个恐怕更契合达利。石屋回荡着瓦格纳肃穆的歌剧，我走上三楼，上面竖立着一具具卡拉（达利老婆）的晚礼服和长裙，幽暗的房间，肃穆的瓦格纳，五颜六色的无头女鬼……如果达利去拍鬼片或僵尸片，我会重新喜欢他。

乔治· 奥威尔

在伍迪·艾伦之前，对加泰罗尼亚旅游事业贡献最大的外国文艺人士应该是乔治·奥威尔。1936 年他曾作为国际志愿军参加西班牙内战，抗击佛朗哥。在一座教堂前我见到一张“乔治奥威尔之旅”广告，只要交10 来欧，就可以带你走一走这位英国作家、记者兼战士在巴塞罗那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在巴塞罗那早餐吃奶油吐司的时候，我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说的是加联党一个哥们的战壕策反工作，他不是高喊革命口号，而是一一列举己方的食品：“‘奶油吐司！’—谁都能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吐司！多么可爱的奶油吐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没见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吐司的消息，大概一定会使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明明知道他在撒谎。”这子虚乌有的奶油吐司，大概也是我喜欢乔治·奥威尔、喜欢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理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