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萨的口号是;不仅仅是一个俱乐部。但很多巴萨迷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俱乐部。如果你只知道巴萨,那么关于巴萨,你又能知道多少呢?
米罗
在山上的米罗基金会,我看了成百上千米罗的画,绚烂得实在太甜腻了。但在最后,我看到他生命最后一年的一幅画,尺幅很大,但上面只画了一根线。
米罗这才真正震撼了我,在这根线面前呆坐了许久。
鸽子和海鸥
我从没干过如此无聊的事—这一般是老头老太太的工作—那就是一大早拎着袋自己难以下咽的面包屑,向鸟们展示自己多么大爱无疆,这可能类似余秋雨向灾区捐书。在巴塞罗那港口,在一群海鸥和一群鸽子中间,我陷入了美学与道德的两难。从美学角度看,我更欣赏海鸥的矫健灵敏,他们总是能漂亮地低飞俯冲,精准地从鸽子面前甚至口中叼走面包,而鸽子又胆小又笨拙,傻瓜加瞎瓜,有时面包就在面前也看不见。最后,我只能站在弱者一边,扬手冲海鸥说:“行了,你们该滚了,轮也该轮到他们了!”
“轮也该轮到他们了”这句话出自舌头乐队我最喜欢的那首《乌鸦》。
然而,不正是大爱无疆的人们把鸽子培养成这副大腹便便不思进取机能退化的操性吗?
借火
在吉罗那(Gir ona)火车站,我叼着烟想找人借火。有个抽烟的老头,但我不好意思打扰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就走开了,一直叼着烟逛了半小时也没碰见抽烟的人,然后走回火车站准备回巴塞罗那,我低头走路,突然眼前一亮,有人伸手朝我点燃了打火机,抬头一看:就是刚才那老头。我永远记住这个矮个老头和他的火—加泰罗尼亚的火。
果汁
每天晚上我都到兰布拉大街的水口市场去喝鲜榨果汁,有一天晚上8 点行将收市,我给一个姑娘递过去两欧,她竟摆手示意打烊了,把果汁一杯一杯收走。而不远处另一个姑娘却开始降价清货,我放下1 欧端起一杯奇异果就走,没想到姑娘叫住我,提醒我可以端走两杯。从2 欧一杯到1 欧两杯,我又端了一杯菠萝,后果是在随后一个教堂的古典吉他音乐会上尿急(而教堂没有洗手间)。得了便宜之后我又不禁对那个宁可倒掉果汁也不搞降价促销的守气节、有尊严的姑娘肃然起敬。
这就是巴塞罗那的两面:一方面是灵活、务实的商业实用主义,另一方面是清高—在那个清高的姑娘身上,是否也可以看到一点巴萨的气质?
旧球票
巴萨的历史远不止是存留于诺坎普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而是大街小巷酒馆食肆无处不在。蓝得令人发指的天空飘扬着巴萨红蓝旗帜的阳台而往事往往更值钱,在兰布拉大街临海的旧货市场我花6 欧买到一张1965年巴萨对毕尔巴鄂的比赛海报,还见到一本学术专著:《1899—1938 的巴萨》。在皇家广场星期天二手市集上。有人专门卖巴萨的旧球票,越是久远的越贵,六七十年代一张票面价只相当于几欧的球票,如今竟有些人花几十欧买去珍藏,一张1973年巴萨在伯纳乌5 比0狂胜皇马的球票如今价值数百欧!从未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收藏癖。从旧球票的价格来判断,我买的那张海报估计不是1965 年而是后来新印的—就像如今市面上的文革海报一样。
伍迪·艾伦
巴塞罗那到马德里的火车票贵得令我心如刀割,即便淡季打了折仍然要100多欧,怪不得车厢空空荡荡。我在空空荡荡的车厢趴着睡觉,醒来才发现头顶的电视在放伍迪·艾伦的《情迷巴塞罗那》,在开往马德里的列车上放这片,这不是气死马德里旅游局吗?设想下巴塞罗那政府出钱请冯小刚贺岁片来巴塞罗那取景,或者请张艺谋弄一个《印象巴塞罗那》吧,但伍迪·艾伦已经分文不收就为巴塞罗那拍了这部牛逼的城市宣传片,这电影势必大大提升这座城市的艳遇指数。
迷路
在三年前一篇叫《柏林迷路记》的文章中我劈头就说:“唯有迷路,足以测量一个城市的深度。”迷路,当时焦头烂额,事后回味无穷。越远离市中心,外来移民越多,语言越不通,道路和建筑越混乱,当然越容易迷路。
令人头疼的不是那些对你说不知道的人,而是那些斩钉截铁指路而又指错的人—这也是很多加泰罗尼亚人或者说不少左派的特征:错误的热情,对缺乏把握的事情也容易信誓旦旦,而我也容易信以为真,并且完全谅解对方热情的错误,这也许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喜欢加泰罗尼亚以及左派。因为迷路,我错过了一个Squat(青年自治空间)的拳击赛和朋克演出,但遇见了不少热情的加泰罗尼亚人、印巴人、非洲人,我看到了一个游客看不到的多元、混乱、复杂的巴塞罗那。
在市区我也迷过一次路,正在我火急火燎的时候,一行中文撞过来:巴塞罗那华人浸信会(在纽约我见过更酷的:古巴华人纽约同乡会)。
皇马
埃斯科利亚既是王宫,又有教堂和坟墓,极雄伟壮丽,但确实有点单调,法国诗人戈蒂耶说:“呆在埃斯科利亚,令人压抑,沮丧,忧郁,以至于祈祷也无济于事。”
太阳门广场上有一支多达11 人的卖唱乐队,我从来未见过编制如此复杂庞大的街头乐队,手风琴就毫无必要的多达三个,纯属堆砌。
看上去怎么都有点像在说皇马?
太阳门
在马德里太阳门地铁,一个衣冠楚楚的老头在拉小提琴,他老婆陪着他,头戴漂亮的礼帽,嘴上的口红浓艳欲滴,老头拉得不好,但他锲而不舍,一遍又一遍,拉错了从头再来。显然,他根本不是为了讨钱,而是为了秀自己。
在太阳门广场上,一个没有双臂的人嘴叼着一个装着硬币塑料杯讨钱,摇头晃脑神气活现地摇晃出令人心惊肉跳的节奏。附近一个书店门口,一个落魄文人坐在地上奋笔疾书,地上摆的牌子写着:“我卖诗,你觉得值多少你就给多少。”
我喜欢这样的马德里,人活得多有尊严,可以把阴沟当成星空。
中指
在马德里,我专门去了一趟伯纳乌,我是去考察巴塞罗那明年欧冠决赛的场地。当然我也祝愿皇马到时杀进决赛,我并不讨厌皇马。
但一到伯纳乌跟前,我还是忍不住竖了一根中指,然后掉头就走。
摇滚
巴塞罗那当然是文青圣地,瓜迪奥拉也是个文青兼滚友,虽然品味比较大路货,但无论如何《角斗士》要比米卢用来激励中国队的《热血强人》强多了。他还喜欢在更衣室放酷玩乐队。现在不只更衣室,整个诺坎普赛前都会响彻酷玩那首《生命岁》,杰克逊去世后,又加了《Thriller》和《Beat it》,巴萨正把越来越多金曲变成足球High 曲。而诺坎普在赛季外则是世界最大最劲爆摇滚音乐会圣地之一,瓜迪奥拉常在这看演出。
广场
两次去巴塞罗那我都住在皇家广场:椰林,柱廊,街灯,一个迷人的法式小广场。街灯是高迪年轻时设计的,毕加索在广场一角做过皮衣。我不喜欢马德里五月二日广场,这是1808年西班牙人抗击拿破仑的战场,有个纪念烈士的拱门。广场上一股阴森。巴塞罗那皇家广场是拿破仑入侵后法式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尽管马德里广场是爱国主义圣地,但我就是喜欢被拿破仑“殖民”后的巴塞罗那皇家广场。
短斗篷
18 世纪在马德里发生过一次有些滑稽的“斗篷起义”。起因是波旁王朝的卡洛斯三世蔑视西班牙传统,竟把治安混乱归因于西班牙人爱穿长斗篷戴宽边帽—很容易暗藏凶器—遂下令市民一律改穿欧式“现代”的短斗篷,改戴小三角帽。这好比吾国一百年前,辫子是万万割不得的,于是卡洛斯三世的圣旨引来一场流血暴乱。然而,短斗篷终于还是战胜了长斗篷。世纪大战那天,无数穿着印有巴萨队徽的短斗篷式雨衣球的球迷在茫茫雨夜中向诺坎普进军,无数红蓝幽灵在诺坎普游荡,仿佛在迎候入侵的佛朗哥军队。那是世界上最酷的雨衣。
性行为
让·科克托说:“写作是一种性行为,否则只是写字。” 足球是一种性行为,否则只是脚球。
未知的美
让• 科克托说:“他害怕冒犯了未知的美。”未知的美!即便有详尽的草图,高迪也要等上数百年—圣家族大教堂还远未建成。而对梅西来说,未知的美只需十分之一秒,对手和观众无法判断他的下一个动作,甚至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未知的美总是意外的、不可思议的惊奇。
克鲁伊夫
很多人说克鲁伊夫当年加盟巴萨而不 是皇马,是因为巴塞罗那是反佛朗哥的 象征—当时佛朗哥还活着。克鲁伊夫在最初未必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但 后来荷兰大师彻底成为一个加泰罗尼 亚主义者,他和范加尔都很快学会加泰罗尼亚语。1973 年2 月15 日,巴萨客场战皇马,为了专心备战,克鲁伊夫提前让妻子剖腹产,他给儿子起了个加泰罗尼亚名字:Jordi。一周后,克鲁伊夫率队在伯纳乌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5比0庆祝Jordi的诞生。十九年后,约尔迪·克鲁伊夫也加盟了父亲执教的巴萨梦之队。一个荷兰人就这样成为加泰罗尼亚人的神。
瓜迪奥拉主张把足球和政治分开,但坚持在更衣室大家要说加泰罗尼亚语。巴萨赴阿布扎比参加世俱杯,想乘 土耳其航空的包机直飞,却得不到西班牙政府批准,拉波尔塔因此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加泰罗尼亚想独立。“虽然分离主义已没多大市场,但“加泰罗尼亚不是西班牙”的标语还是不难见到。
分裂
巴塞罗那最有趣的在于:你可以从中尽情享受自己的分裂,巴塞罗那把人格分裂变成狂欢节。高迪的苦修和达利的贪婪是两极,高迪的神性和毕加索的渎圣也是两极。
在毕加索故居博物馆,我见到他年轻时画的一张素描:一个侍者一边端着一盘烧鸡,一边拉出一根屎。在马德里索菲亚女王中心,达利的一个大杂烩作品中,有一个女人给男人口交的小小雕塑。
在加泰罗尼亚,如果你在海边游泳后穿着短裤湿漉漉地走进教堂去做弥撒,不会被轰出来。
供奉黑贞女的蒙塞拉特修道院,坐落于状如阳具的群山巨石之中。
神与人,灵魂与肉体,在这座地中海城市相拥而歌。
食色
巴萨为什么踢出最漂亮的足球?去兰布拉大街那家性用品商店瞧瞧那些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的奇技淫巧就知道了,去水口市场瞧瞧那些五颜六色华丽壮观的水果摊、冰淇淋摊、巧克力摊(100 多种巧克力!)就知道了。巴塞罗那就是享乐主义者的麦加。
尖刺与尖塔
我那本“Mr. Lonely”写字本上抄录了几段科克托的名言,但我记不清下面这句话是他说的还是我说的— 我在他的书中没找到这句话—“用一根尖刺去反对尖塔,他只是一根尖刺,却不是一座尖塔。”
我们都是尖刺,而高迪和克鲁伊夫,那是塔尖上的鸟儿。
生于午夜
海明威的西班牙斗牛经典作品叫《死于午后》。在巴塞罗那,斗牛并不那么盛行,甚至正立法严禁斗牛。
我喜欢均衡的地中海精神,所以我更愿意说:生于午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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