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大陆流行文化风乍起，有一阵子竟然时兴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博爱”徽章别在胸前——这多少是对泛滥一时的文革红色文化的反拨，从主席回到国父了。如今潮流兴古着，80后90后也爱别个徽章耍酷，但“天下为公”和“博爱”是早就绝迹了。要怀旧，要买“天下为公”和“博爱”徽章恐怕得去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了。

在国父纪念馆我望着“天下为公”，却想起“天下围攻”，怎么没有“天下围攻”的徽章？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围攻”，多好的题目啊。

然而畅销书《我们台湾这些年》可没用这样的标题，这本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却火爆一时的书让很多书商悔青了肠子：怎么就没瞅准两岸旅游开放后图书市场上的台湾真空呢？台湾学者张铁志见到柴静在饭桌上还捧着这书，也纳闷这本“其实比较烂”的书怎么会这么吃香。光靠鸡零狗碎的电视新闻和综艺节目不行，政治娱乐化有祛魅的民主功能，但也容易冲淡政治，在娱乐至死的哄笑中令人傻傻分不清楚。但廓清“我们台湾这些年”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围攻”的民主启蒙历程，也不是一本快餐式普及书能承载的任务，不过廖信忠这本书的普通人视角当然比学者的煌煌巨作更易为大陆的台湾盲所接受。

1月3日，在台湾东部花莲，我和台湾乐评人马世芳面朝太平洋，聊起彼此小时候的课文，都是怎么妖魔化彼岸的。其实我最想看的台湾书，是台湾这些年的小、中、大学课本。

实地考察当然比书本更有说服力，要了解台湾这些年的民主启蒙历程，最好的途径未必是去那些“政治景点”如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士林官邸听导游背书，而是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发生在台北的士佬和大陆客之间的聊天，其意味并不亚于两岸政要会谈或学者研讨，别小看普通陌生人之间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日常交流。

午夜刘文正。

到台北的第一晚，左小祖咒就被台湾酒霸陈升撂倒在一个酒吧，然后酒霸打电话叫了这辆的士，我和张玮玮把那头豪猪抬进车，猛然一阵奇香袭人：驾驶室竟有一大盆花！我们不禁为浑身酒气而自惭形秽，不料善解人意的司机取出几个塑料袋，“如果想吐，我也给你们准备好了。”到酒店后，这司机还给打了个折，然后帮我们把左大侠抬下车又抬进酒店。台北的司机看来还可以兼任护士和电台午夜倾情节目DJ，他跟乘客说话就像跟情人说话一样：“我们这边是海洋性气候，你们从大陆来可能不习惯……”这语调完全像午夜二时台北冬夜林荫道笼罩街灯的空濛雨雾，这嗓音让我想到刘文正，远在七八十年代，我仿佛已在刘文正的歌声来过雨夜的台北街头。左小问陈升能拜见一下刘文正吗？但刘早就躲到美国去了，据说是不想让任何人见到他的秃顶，他的皱纹。第二天我向陈升盛赞这位的士佬刘文正，升哥说可惜你们没坐他的另一部车：车上贴满了他载过的各式名人的照片，蔡依林，周杰伦……还有迈克尔.乔丹。

深绿狂徒。

兹节录从中山北路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途中这厮向我发表的政治演说（反动之处，请读者自己明察）：“我是深绿的啦，我也不赞成开放自由行，我载过许多大陆客都跟我说台湾迟早要回归的啦，但我还是反对的，你听了不要生气啊，我跟你讲道理的，不管扁还是不扁我都是深绿的啦，你看蓝和绿成天吵来吵去好像很乱，但其实吵架没关系，大家有话都可以直说，不吵架才有问题啦。”我突然想，如果组织一场北京和台北的士佬的辩论大赛会如何。 

蒋公侍卫。

从国宾到国父纪念馆路上，这哥们给我和陈升助手桃子上了一节令人崩溃的国共政治速成课，他的脑子就像一台小道消息和阴谋论的搅拌机。按其阴谋论分析，国共一直都是合作的，不但合作做掉阿扁，而且早在1949年就说好了，国民党只是帮共产党“托管”台湾而已，迟早台湾还是要奉还回去的。他还故作神秘地曝出一个其实每一个导游都会跟大陆游客讲的机密：圆山大饭店的地下通道可以通到士林官邸。在我付款下车前，他曝出最后一个机密作为答谢：“我曾经是蒋公的侍卫啦！”

天池道士。

一上车见到这个气定神闲的光头圆脸司机，我就纳闷：台湾的和尚也兼职开车挣外快？一聊到大陆他说经常去，最远去过乌鲁木齐，去过天池——原来他不是崇佛而是修道的，去天池是为了王母娘娘。“天降大道于台湾，我们台湾有很多神，但是都互相尊重……”说着他指着一座清真寺，提醒说台湾也有穆斯林。

我从来不主动跟的士佬说话，但台湾的的士佬如今是一见到大陆客就打开话匣甚至掏心窝子，这是跟绝对沉默的香港澳门的士佬完全不同的。台湾的费和北京上海差不多，晚上十二点之后非但不涨价反而打折（好像是7.5或8折），台湾人坐出租不习惯坐驾驶室，你一坐进驾驶室司机就知道你是不是本地人了，差不多都会主动跟你聊天。在北京，如果你喝醉了，通常会遭拒载，即便上了车，司机也会警告：“别吐啊，我刚洗过车！”在广州，你跟司机之间不是隔着一盆花，而是一道防抢网，甚至到了晚上，警方规定成年男子不准坐驾驶室。

可惜那头豪猪错过了午夜的刘文正，听我讲了台北的士佬的动人事迹后，左小祖咒宣布日后会把这个写进歌里去，而后来，在见识了台湾的警察之后，他又想把台湾警察写进歌里——也许若干年后，会有一首歌叫《台北画报》。

那是从台北到花莲的路上，我们在大巴上放艾未未的《老妈蹄花》，这部影片像台湾东部曲折的海岸般惊心动魄，车窗外是蓝色太平洋……片末左小祖咒的《北京画报》歌声响起，众人鼓掌，都夸片中那两位警察演得真好。

到了花莲乡间在一家“农家乐”式旅馆，我们大摆梦幻烧烤酒席，席间有一个警察，陈升说他是来抓“共匪”的，但那哥们不去抓“共匪”，却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阿美族情歌，毫无愧色地班门弄斧，但唱得确实好听极了，陈升随后又即兴赋词，胡乱改编左小祖咒的《当我离开你的时候》对酒当歌……直唱得月亮从山后面探出头来，直唱得大鱼在篝火上胡乱翻腾。这时又来了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察，我以为是来查噪音扰民的，没想到人家是过来敬大陆客人一杯！

我第一个被撂倒，第二个是左小。半夜陈升突然又闯进屋把我们吼醒：“‘共匪’，快起来，出大事了！”左小和我连忙起身穿裤子往屋外跑，左问：“打架了？”陈答：“枪都拔出来了！”

他是骗我们继续出来狂喝。最后，三个花莲警察和一条吃撑了烤猪排的叫“酷哥”的狗一起，横七竖八躺在草地上，最后一个警察是哼着歌抱着吉他直挺挺地倒下去的——一个腰别手枪手抱吉他的阿美族警察。此情此景是左小那首歌最好的MV画面：

那杆枪被你扔了

我也没有说我用不上那玩意儿

我需要它去杀某个人 在昨天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那把吉他你拿回来了

你也没有说我用不上那玩意儿

我需要它来歌唱 在今天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本文为《时尚先生Esquire》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