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造纸工程师，小时候家里总能试用母亲带回来的刚刚出炉的新产品，尤其是卫生纸，那可是紧俏商品。我们从小就被搞分裂了，大人们总是教育我们要相信报纸上的话，可是转眼他们就拿着报纸去擦屁股；大人们会带着我们去游行，边喊口号边挥舞写着标语的五颜六色的小纸旗，可是游行一结束他们就纷纷把小纸旗扔掉。那是一个纸张短缺而又铺张浪费的年代。

与其说那是我的政治启蒙，还不如说人生忧患识字始——我是一边从古诗古文一边从这些小纸旗上学识字的，比如：长风破浪会有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四人帮死有余辜......对我来说革命游行的快乐仅次于春节，春节街上落满五颜六色的爆竹纸屑，而游行之后街上则铺满五颜六色的小纸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扫战场，挑选最漂亮的小纸旗抱一大捆回家继续革命。

小时候公厕里几乎见不到正儿八经的卫生纸，大多是报纸，甚至公文纸传单大字报，更不用说野外出恭的用纸了。这种斯文掩盖野屎的野史，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在1978年，曾经被美国来访的余英时先生不幸撞见，令他痛感“敬惜字纸”的传统已被践踏至此。古时候有惜字会（文昌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明清很多城镇街上都有惜字炉惜字塔，写着“敬惜字纸”。官府甚至禁止回收废纸用于制作灯芯雨伞扇子盒子卷烟，严禁用字纸来包腌肉，纳鞋底，严禁把废旧字纸当成原料去造纸。

但在“破四旧”的革命名号下，“敬惜字纸“的传统彻底完蛋。这远不只始于文革，早在内战时期土改时就轰轰烈烈开始了，孙犁写过作为书痴兼革命者的分裂生活，一边忙里偷闲读书，一边带领农民土改，看着战友和农民毁书焚书。解放后自然愈演愈烈，假如余英时先生看过郑振铎写于1956年的《漫步书林》一文，大概不会对1978年的斯文野屎那么惊诧。郑振铎说当初藏书家们只能去各地造纸厂甚至炮仗铺抢救古书——“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棉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鞭炮，会放得特别响。”如此说来，我小时候放的鞭炮，我捡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旗子，没准有可能是拿明版书做的，好酷哦。而我母亲的造纸厂那个化浆炉边，或许也常堆满古书，可惜对一个当年会把家里的书偷去换糖的小屁孩来说，古书显然没有鞭炮和革命旗子酷。

不知今日的电脑儿童识字读写能力是否真的会受电脑影响而下降，但作为革命儿童，七十年代我识字写字的历程真是饱经磨难，当时经常有一种恐惧，怕自己突然就不会识字写字了，因为文革结束后颁布的所谓新简体字（或者可以称作极简字）一度把简体字又打了个稀巴烂，简体字刚学会，又被迫要学更新更简的简体字，这种简体和新简体之间混乱的纠纷在语文课上经常发生———当然也祸害全社会。布告栏，阅报栏，还有街上的大字报，以及游行的传单纸旗，有一阵齐刷刷全是些怪异的新简体字，我家对面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布告栏是重灾区，于是至今一想起新简体字，我好像就闻到一股枪毙犯人的血腥味。

出于一种小小的反叛心理，我会故意在作业中夹杂几个繁体字，甚至坚持用繁体写自己的大名，以此示威炫耀。当庞中华的钢笔书法俨然成为新时期启蒙进步标志，我却不好好学他，而开始龙飞凤舞自创一体，风格主要取法霹雳舞太空舞，向迈克杰克逊学习，倾斜三十度乃至四十五度。

虽然饥饿感也造就了我，但我毕竟仍然属于先天文化营养不足的一代。最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修订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教材（共１８本读本，覆盖１—９年级的基础教育）首次把繁体字的识读列入其内，并且全国有３０所实验学校开始实施。然而广东省政府近日又頒布政令，規定企業、商品名稱及招牌亦不得使用繁體字，否則將受到行政處罰。汉字的字形字体设计远远落后于日本，有关方面也开始借鉴日本，颁布试行一些新的汉字字形。语言文字政策患了神经紊乱症，毕竟汉字“革命”的历史伤口触目惊心。一个皮包骨头的饿汉，去寻些民国残羹和东洋剩菜，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过期粮票没用，荷枪实弹把守一个空空的粮仓也没用。

在普及汉字消灭文盲的同时，从字体到书法，到语言词汇，汉字之美乃至汉字之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沦丧。

沈从文及其学生汪曾祺对此都极为敏感。1948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谈写字》，捍卫汉字书法的艺术价值，他指出郑振铎的矛盾：郑曾认定写字不能称为艺术，“可是当影印某种图籍时，却乐于找朋友，以极飘逸悦目的字体，写他所作那篇序文。”沈从文称“郑先生大约只是觉得它与革命与利用学生无关，所以否认它有艺术价值。”实际上恰恰相反，要革命要利用学生，写字和书法不单不需要多少艺术，而且干脆跟艺术无关，甚至不妨糟践艺术：革命字体更讲究简单粗暴直接，有如红砖一样往你头上拍过去。沈从文以市招来观察社会，说大都会的旧牌号将日渐消失，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他说这是中国人五十年之内少不了的。现在早已过了五十年，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依旧少不了，但是在文革时，沈从文解放前的预言破产了，当时不单财神庙的匾额，连财神庙都被打砸抢烧个精光。

汪曾祺则感叹市招语言的衰落，十多年前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瞧，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

沈从文在解放前夕讽刺市面上全是伟人字和美术字，至今伟人字和美术字依旧统治中国，且不说伟人字，美术字是彻底沦为丑术字了。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出过一张叫做《上海市流行金曲十三首》的唱片，只在网络自由下载不做实体发行，却号召乐迷自由设计唱片封面，最有趣的是两类设计，一种是用民国老上海照片上的市招或布告字体，古雅漂亮，一种则是如今横行神州的各种丑术字，或者说是电脑字，顶马选后者为最佳封面，因为这更合乎他们故作三俗的恶搞气质。

民国市招在台湾香港延续至今，“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当然恐怕也杳无踪迹了，但在台北小吃店看到“古早味”的大招牌，以及用隶或篆亲写的菜单，还是涌起些许“古早”的感动，用台湾政客的古早词汇来说，深感“与有荣焉”。

在藏区，有一次看到一个庙宇前悬挂横额：宗教不忘政治，共建和谐寺庙。我驻足欣赏，心生暖意，无他，因标语用繁体书写，且带点隶书味道，实在太另类了，就不知这样的繁体标语是否符合和谐的法规了。似乎工商文化城管，都有权力要你换横额换店招。

街上充斥商家的电脑丑术字和官家的伟光正体两大类，社会本质一目了然：商业开放，粗骚俗艳，政治统一，正襟危坐。思想当然应该永远坚持伟光正的，但是否字体就非得千篇一律伟光正体？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当然也不仅仅被房地产商霸占，也有很多被各种莫名其妙的衙门割据——或者这就是所谓“占领舆论阵地”或者“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吧——从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到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到街道办，到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都有各自的地盘。库哈斯的大裤衩当然是当代中国地标——不管是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撅起——然而不要光看地标，还要看周边地貌，要看大裤衩周围林立的那些“树立奥运标准，举全区之力”之类巨型标语牌，这是一个更立体，悖谬，魔幻的中国景观：信仰在空中飘荡，在纽约和平壤之间飘荡。

商家招牌固然普遍丑乱，但公权力往往喜欢以影响市容之名强令改换整治，但其标准却无关美学，只规定尺寸，甚至不由分说统一要求更换，从奥运到亚运到大运，市招焕然一新，然而丑陋依旧，只不过又白费了无数银子而已。

有条新标语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标语文化当然是我国公共文化最突出最显眼的特色之一，它无所不在地占领公共空间，俨然是一个庞大的标语文化产业。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硬：“至尊豪庭，绝版风华“与”文明城区，包容开放“眉来眼去，广告与标语惺惺相惜，炒完地皮之后，就得洒洒狗血再洗洗手，让灵魂跟着楼价一起升华一把啦，这是必要的遮羞布，也是事后烟。

这是无声的噪音，和交通梗塞的喇叭声相得益彰，越是堵车，这些标语就越是占据你的视线。越是cbd，标语越是大得吓人，大国崛起的范儿不只体现在摩天大楼，也体现在巨型标语。几个月前在台南，深夜走进孔庙上厕所，见厕所门后贴着一张小纸条，长几寸，宽一厘米。打印的字，写着：马英九连任总统，台湾未来更美好。这是我见过的最细小的政治标语，小得令我怀念祖国大陆。

最近官府钦定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八字估计马上会带动新一轮标语文化产业的发展。标语急需升级换代鸟枪换炮，一块红布嫌寒碜，有的便开始砌墙建橱窗了，甚至，吾国的标语口号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大屏幕时代。给我站住！等一等你的灵魂吧，在崇文门新世界大商场，只有我一个人煞有介事地默默抬头接受大屏幕的精神洗礼，政治布道和消费广告在大屏幕上搂在一块从滚滚人头上翻滚而过，那些神圣的标语仿佛在对物欲横流的人们施行电击疗法，但其实只是失效的狗皮膏药。

泱泱文明古国敬惜字纸的传统在二十世纪曾经裂开一个深渊，但从文昌会惜字塔到新世界大屏幕，我们对文字的迷信一以贯之，我们相信文字似乎有驱魔的神力，一经写出昭告天下便立竿见影天下太平。敬惜字纸和焚书毁书是分裂的两级，把写有字的废纸收集后集中送进炉火是斯文崇拜，可是将所谓淫书坏书也一并收集焚毁却又是道德清洁工所为。迷信和恐惧是硬币的两面，越是迷信文字的力量，越是恐惧文字的滋长，蔓延和失控，大屏幕标语和微博实名制，是这一硬币在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的新版。

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世界，当然也紧随全球化而扩张到中国，在中国城市街头，现实同样如同巨大的大屏幕，一一上演“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剧目，但在一个“普世价值”属于敏感词的国度，仿真世界和真实世界如胶似漆求合体，在全球化的仿真世界背后，依旧有一个本质不变的真实世界，一方面商业繁荣的街景如同大屏幕电影，另一方面商场的大屏幕滚动打出的标语口号则把你重新带回真实世界：

这样的真实世界既是吞噬所有热血和大便的——恐惧的黑洞，也是吞噬自身的——虚无的空洞。

标语口号的功能：让信仰，道德，自由，通通在空洞中飘扬。语言被权力劫持而失范，最终权力只好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比如大街上“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加强语言文字规范使用”这样的标语，除了让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借此知道政府原来还有个“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到底还有何用？又比如十字路口的标语———”红绿灯下见文明，黄白线间显精神“，除了像我这样无聊的人，有谁会冒着走神被车撞死的风险停下来研究它美妙的对仗平仄？

有一天北京大雾，气象部门坚持说只是轻度污染，但是我的鼻子和嗓子都在酝酿暴动，过马路都看不清，幸好一阵风沙刮过，纸屑飞扬，我捏着鼻子眯着眼睛，依稀看到道路交通隔离栏高挂的崭新的横额，看到了希望和方向，横额上写着——“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口号就像文化荒漠的又一阵狂风，就像一场沙漠行动总攻的号角，只是让人再次看清尸横遍野的战场。官方之“文化大繁荣”，抢夺和吞食的是尸体，知识精英之“文艺复兴”，则是饿汉梦里的燕翅鲍。在梦和现实之间穿行的活人，要么做一个游击队员，要么做一个游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