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音乐近年在国际上创造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甚至唯一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恐怕就是fm3（中文名为爱父爱母三）唱佛机，六年销量十万台，不管是作为实验唱片还是作为时尚玩具，都堪称一个小小奇迹。实验唱片以时尚玩具面目出现，西方实验音乐语言融入东方意境，并以东方载体（遍布于庙宇和佛教徒手中的可以循环往复播放佛经的唱佛机）呈现，fm3重塑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符号。

谭盾的多媒体音乐剧《茶》是空洞，fm3唱佛机才是空灵，谭盾的所谓“有机音乐”是机心，而fm3唱佛机才是机锋，同样受启于约翰凯奇，谭盾不管是吟风弄茶还是愚公移山“打造少林禅宗音乐”，恰恰都悖离了约翰凯奇，只是以一种音乐包工头的方式制造东方奇观或为奢侈品打包，而fm3才是把音乐还原为日用品。谭盾的貌似东方和貌似先锋，有时不过是一种高级的木乃伊美容术。fm3的音乐语言不能说有多独创，但他们成功吸取了最新的西方音乐语言，形成了一种富于禅意的东方氛围音乐美学。

《和谐福》不是以唱佛机而是以cd形式推出的一张拼盘唱片，可以说是一张纪念或者说致敬唱片，张荐邀请十五组音乐家，各自选取fm3唱佛机一二三代中的音乐为素材创作。

一共三代fm3唱佛机，音乐上非要概括的话大致包含了四个方面：氛围（ambient），微音（microsound），聪明舞曲(idm)及极简(minimaltechno），东方民乐演奏和采样。各音乐家基于此各自发挥，但也有的是“主题先行”，主要着眼于“唱佛机””和谐福“的立意去耍。

他们大多不满足于仅仅给原作做个一般意义上的混音版，而是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背叛和忠实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毕竟fm3只提供了采样，提供了动机，意境，呼吸，多数作品和fm3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

林强和孙大威驾轻就熟地把素材转化为自己风格明显的电音版。秋野一出声就是子曰范儿，只不过这次把子曰俨然变成佛曰；窦唯则在“暮良文王”和“不一定”玩过的类似氛围中，加进了彝族歌手莫西。鼓手黄锦的《童颜巨鼓》在贝斯的撩拨下鼓声春潮跌荡，与其说是佛光笼罩，还不如说是巫山鬼气喷薄冲天。李剑鸿基本沿用fm3原作，加进了他近年迷恋的环境声响：由蝉入禅。

个人最喜欢，最能体现这张唱片音乐水准的，是核桃室（李增辉和冯昊），楼南立（b6）和万晓利这三曲。核桃室的《皆谐》中，冯昊用吉他各种弹挑夹拨敲捣，曲径通幽，谐趣盎然。楼南立用《虞丘雨》解救了被上海滩那位含泪名士囚禁的那三个漂亮的音节，江湖夜雨十年灯，幽深的长音潮来潮去，噼啪声像鬼火闪烁，假如说fm3像一个刚入睡的浅梦，那这首混音就进入盗梦空间了。顶楼的马戏团歌中赞美“万晓利的旋律总是那么好听“，殊不知万晓利如今牛逼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音色和氛围，他已经从一个民谣歌手进化为混音制作高手，《天凉好个秋》当真是掷地有声，朗朗乾坤。

唯一印有歌词的是顶楼的马戏团闷骚搞笑的《越来越快》，而那两位大理居士欢庆和张佺，一个吹箫一个独白，道出的分明是“越来越慢”的生活，在fm3固有的“越来越慢”美学氛围中放入一匹疯马，算是别有用心挑拨离间。假如只是从头到尾一派禅风道骨古风浩荡，就没那么好玩了，和谐之谐，也在于谐趣，何况“和谐福”的“福”字还被设计者阮千瑞故意颠倒了。

藏传佛教容易被外来人仅仅视为为一个神秘，苦难，遥不可及的世界，而宋雨喆和央吉这两个藏传佛教信徒搬出了一个最具人间气息的神：财神。或许很多人压根不知道藏传佛教也有其财神，央吉唱的是藏族的财神歌，而宋雨喆唱的则是汉族的财神歌，这何尝不是更有趣的和谐之福。

李带果和梁奕源则像城管一样举着中提琴瞄准并盘问：”同志，请问你这件袈裟在哪里买的。“下次在佛道圣地再有假和尚缠着你要钱，不妨如此质问。在反复唠叨“从前的出家人是很辛苦的”唠叨得你想死的时候，最后突然冒出来一个卡哇伊美妞手舞足蹈娇吟暗喘，假如仅从整体音乐架构着眼，杜薇最后这曲《莲花卧铺》似乎是突兀的败笔，但人们不是见过三点式名模在少林寺外跳艳舞拍大片吗？这就像列车员广播提醒莲花卧铺的诸位文艺青年：醒醒，到站了！你要去的不是神山名刹，而是人头汹涌的祖国火车站。与其说最后二曲是小小的恶搞，还不如说它提示了艺术与现实，宗教与生活之间的断裂，这张纪念fm3唱佛机的唱片也就不仅仅是像fm3唱佛机一样制造一个美学与宗教掺杂的冥想空间，而故意混入些许现实的杂音和噪音，诸位安妮们或者棉棉们，fm3唱佛机可以用来练瑜伽，而《和谐福》不单可以用来练瑜伽，没准还可以用来攻打夜店呐.......贵圈真乱，可要和谐，先得学会乱中求胜。

附唱佛机和《和谐福》售卖点：福声唱片（北京）勺子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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