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写过一篇“生于 1982”，现在该是“死于1982”的时候了。青春？该说声拜拜了。

我说我生于1982年，是因为1982年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并爱上了有济科、苏格拉底、法尔考的巴西队。但是，假设我还是个小孩，2010年第一次看世界杯，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就此成为一个巴迷，我有点怀疑我更可能成为一个西迷，即便这支西班牙最终可能下场跟当年的巴西一样。

因为看起来这支西班牙队比邓加这支巴西队似乎更接近于1982年桑塔纳那支天花乱坠漫卷诗书的巴西队。

苏格拉底，你在哪里？

大师发话了，前几天苏格拉底称：“巴西足球其实在1982年就死了，后来我们踢得跟别人都一样。”

这句话对我这个号称生于1982年的巴迷来说当真是一剑封喉，我真想把一腔汹涌热血喷到苏格拉底脸上：“你们把我们生下来就撒手不管找死去啦？！”

生于1982年的巴迷于是乎成了遗腹子，在大地上浪荡，寻找狼奶。

还记得1982年那个夏天，巴西被意大利淘汰的第二天，我父亲一位朋友来我家，兴奋地大谈罗西，而我默不作声地走开。大人们不知道：一位巴迷已经诞生，并且嗷嗷待哺。

后来，我又从1982梦回1970年——那才是我出生的年代，1970年的巴西队和1982年的巴西队同样大美无言，不同的是1970年的巴西队拿到了金杯。

2001年在韩国釜山我见到了贝利，2002年在日本，在一辆开往赛场的媒体大巴上，我发现托斯唐(1970年巴西杰出的前锋)就坐在我后面，和我一样采访证吊在脖子上晃荡。见到贝利和托斯唐，就像见到自己的前世，见到那些暗夜怒放的末路狂花。2002年在日本，我两次见到法尔考，和我一样采访证吊在脖子上晃荡。我向他问好，如同拥抱自己的童年，作为记者我并不习惯向球星索要签名，这有失身份甚至操守，但我唯独要了法尔考的签名，那一刻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小球迷。

对于1982年的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足球，一种是巴西人的足球，一种是其他人的足球。“我们”和“他们”是泾渭分明的。

而后来，巴迷不得不经常要和别人同穿一条裤子。足球是圆的，地球也是圆的，地球和足球将我们慢慢烙成同一张大饼。大饼崛起的时代，人面桃花今何在？

喝着狼奶，寻找蜂蜜，我依然在寻找1982年的巴西足球存活的证据，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从罗比尼奥千里走单骑，从麦孔零度撕裂地平线，从巴斯托斯连续闪电过人犹若危树独舞悬崖。

从未见过苏格拉底，1980年代的苏格拉底博士，总让我想起贾柯梅蒂的长人雕塑，他遗世独立，孓然一身，穿过噩梦，向我们走来，向我们诉说：我死了，但我曾经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