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有感于苏格拉底说“巴西足球1982年就死了，后来我们和别人踢得都一样”，写了篇文章哀叹“大饼崛起的时代”，抒发一下“生于1982的巴迷、死于1982的无奈”。 结果，一位和我一样“生于1982”的铁血巴迷老友看完文章后写了封信给我：

“

我真不明白你们这号人为什么成天颠过来倒过去的就是这些废话。有一个巴迷论坛，坛子里也净是这号人——“1982、1982……”，现在是2010了，知道不？1982那会儿你把车开个80迈就算飞快了，马路上也没几辆车。2010呢，不超速也能开个120吧？而且到处都是车。足球场上何尝不是如此？你能再像苏格拉底那样踢2010年世界杯吗？不是邓加非要把巴西变得这么丑陋，而是社会进化使然。西班牙踢得很1982吧——尽管速度不知道快了多少，但结果呢？

我也迷恋过1982、1986、1990，还写过“我们会忘记自己的豪华婚礼，却绝不会忘记一次铭心刻骨的失恋”，但现在我不再这样了。这是成长使然。我终于成熟到能明白这个道理：比起天天玩失恋赏痛苦，我更喜欢的还是把美女娶回家。因为我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睥睨世界的流浪文学青年，而是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生存位置的社会动物——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总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即使不是每时每刻都计算投入产出比，我们起码不希望在人生里体验的永远都是失败、绝望或者等待。

当初我爱上巴西队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理由，比如他的优雅他的悲壮甚至他的失败，但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那些理由了，因为我已经爱他爱得发疯而且毫无道理。

所以，拜托邓加拜托巴西队：拿一次冠军吧，不管你怎么踢！同样都是痛哭，我们还是为了胜利哭吧！

还有，你老成这样了吗？要靠没完没了的怀旧来打发人生？”

虽是在骂我，却令我看着不禁也击节，是啊，悲剧情结是该省省了，其实我不介意每隔四年跟着巴西队娶一个美女回家。

刚好我在新写的一篇有关80年代地下文化的文章写到了这位巴迷老兄：

“我的朋友s讲过自己在1980年初的中学业余生活。他和伙伴们的活动据点有两个，一个是故宫护城河，在那里他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每天下午放学后去那儿吟咏落日。有一天s拿着外婆陈敬容刚刚出版的译作《图像与花朵》，一班人轮番对着故宫大声朗诵波德莱尔和里尔克；而另一个据点是牛街、是法源寺，那是另一种生活：打架，泡妞……有一次，诗歌青年s悍然举起一只活猫，把它扔进冰窖。”

s后来对王朔小说既亲切又不满，他似乎觉得王朔侵犯了牛街小流氓的版权，他们自以为他们曾经创造了一套堪称弱水三千的浩浩荡荡的流氓话语体系，而王朔惟取一瓢小饮而已。

1982年，诗歌流氓少年s成为巴迷，并因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偷书而被拘，次年高考落榜；1986年，无业青年s在巴法大战时紧张得不敢看电视，赛后听广播新闻，一听“法国队”仨字就泪奔不已；1990年，扎加罗尼一反桑塔纳的传统风格，但巴西八强都没进，当年s儿子出生，随后迅速离婚；1994年，s经过穷极潦倒的四年后终于迎来巴西的大力神杯，八年后巴西再夺大力神杯时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在通向电视大鳄的路上一路狂奔；2010年，五星巴西伸手欲摘第六星，s进军餐饮业，其读大二的儿子成为一名摇滚鼓手，每天都穿着我送的Kurt Cobain恤衫，脏了也不舍得脱下来去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