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文化尤其是青年文化是否已进入了姹紫嫣红的多元时代？没错！那就像草莓或迷笛音乐节上大秀美腿的美女们的裤袜一样百花齐放，什么吓人的颜色都有！吾国文化正在摸着大腿过河。

吾国是否已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当然！君不见草莓音乐节上有歌迷对着曾轶可焚香膜拜，谁说新一代中国青年只流行拜物教？他们更崇尚拜火教—— 谁火就拜谁。

连左小祖咒都开始火啦。于是就拜左爷祭祖庙，左的个唱，有俩姑娘高举两块灯管标语，让人顿起鸡皮疙瘩，一块写着“咒咒”，一块写着“我想嫁给你”，又有一班号称“宙丝”团的家伙，头戴左式帽子，左臂上佩了个臂章上面是一个“左”字。而曾轶可莫名其妙地作为左的嘉宾上台唱了一首《最天使》，引来一群狂蜂浪蝶般的可爱多，多少把一场由艾未未、贾樟柯、孟京辉、朱文、宁浩等大腕挂名担纲制作团队的精英老男人划时代酒局搅成八九零后撒娇派对。而台上的的左师身着D&G脚穿川久保玲，令人想起几年前在广州一个酒吧演出他穿得是10块钱的铁臂阿童木T恤。

先不论演出质量，作为后现代红色中国的一个文化标本，很少有比这场搞笑地命名为“万事如意”的音乐会更暧昧有趣的了：精英与庸众站在一起，这是悲剧还是马戏？这是铁血还是口红？这是伏特加奶昔，还是辣椒巧克力？

时代的敌人摇身变成时代的宠儿，精英文青的酒会变成乌合之众的庙会，由地下而地上，由另类而主流，左小史上最弱的一张专辑，恰恰赢得最大的褒奖，竟然从港台明星虎口夺食，豪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大奖，在被时尚杂志轮流采遍之后，这厮现在每天在家就等着《知音》、《家庭》乃至《家庭医生》（他本来就当过军医）上门了，

这不能解释为精英媚俗或庸众媚雅，也不能仅仅被包装成一个成功达人的励志传奇。左的忽然走红,来自其对主流的主动进攻——但与其说是进攻，还不如说是调戏，对主流欲拒还迎的撒娇和欲擒故纵的调戏，既然这时代已够荒诞够乱的了，那就干脆把它搞得更荒诞更乱吧。精英与大众（在优越感倍浓的的精英人士看来，大众似乎就是“庸众”）的分野在此进一步模糊，“时代的敌人”与“时代的宠儿”的角色也不再那么判然有别。左小祖咒成功故事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往那个超稳定的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有所松动，政治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艺术家在此间游走获得越来越多空间，艾未未是更好的例子，其亲密战友左小当然也不会例外。

王小波小说曾有一经典段子，用口袋来比拟1990年代与盲流无异常蹲局子的艺术家—-“艺术家和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而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上个世纪的口袋艺术家已纷纷像F4那样开着F1杀入新时代，左小祖咒只不过是姗姗来迟的一个成功新丁。

然而调戏主流，也可能被主流调戏，欲对大众加以提纯，可能反遭大众稀释。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反文化的模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在反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之间，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娱乐流行文化，而意识形态文化虽本质没变铁板钉钉，但有时螺丝钉会不知不觉松动。艺术家既有可能一如既往地挨打，也可能跟达官贵人坐在一起喝酒吹牛实现双赢。

是独守碉堡继续与MR.BIG遥相对峙，或独守书斋乃至禅房与之相看两厌，还是开门出去吹吹风，除了血雨腥风，你是否还能闻到咸湿的风——大海的气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启蒙模式于今也已剧变，如果阁下仍恪守精英与庸众的二元对立模式,仍然动辄摆出精英对庸众自上而下的启蒙pose，那么尽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老调似乎总是有效，但并无助于更理性分析和介入现实。庸众固然永远值得警惕，但精英也应少炮制独门壮阳秘笈。与其一味在反文化与主流文化，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坚壁清野，不如在二元对立之间晦暗暧昧的中间地带发掘更多的可能性。

左小祖咒在个唱上高呼“我的偶像曾轶可！”，在华语传媒颁奖礼上高呼“感谢党！”正是反文化走向新时代，直面流行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典型姿态。一根搅屎棍，俨然变成燕窝小汤匙，一记响亮的巴掌，变成一个清脆的响指，反文化改以一种娱乐的姿态去消解主流文化，但同样面临被娱乐至死、被体制消蚀的危险。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反文化的炮弹裹上一层娱乐的糖衣后更容易指哪打哪，这就是为什么当左小演出的视频一出现艾未未冯正虎，年轻观众中会爆发出阵阵掌声欢声，而歌词火爆的《北京画报》竟能获华语音乐传媒奖最佳词作奖；这也是为什么罗永浩会在公车广告上夹在脑残爱国歌曲和减肥茶之间大谈理想和原则，而韩寒则在世博主题论坛上大谈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左小祖咒，罗永浩，韩寒，甚至包括艾未未，尽管比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善于挑起公共话题，却难以被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视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与其说是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公共游击分子”，与其说是英雄，还不如说是草寇，与其说是精英，还不如说是快男——快乐男声，就是快乐、快速地对社会现实发声。他们与老派知识分子或曰启蒙精英的区别是：化悲情为快感，化异议为常识，化政治为人性。

我能理解甚至部分认同许知远对庸众的警惕和批判，但“韩寒的成功，是庸众的胜利，是整个民族的失败”这样的话语方式，其实仍然带有某种我们自小就熟悉的红色极权文化调调。而某些知识分子对韩寒“知识分子化”的刻意神化也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萧瀚扯到了关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论战。能否仅仅从公民角度而不是动辄以知识分子、启蒙精英的庄严调调来讨论问题？关于韩寒，艾未未说得最好：

韩寒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我们经过异常泥泞的、曲折的、阴郁和黑暗的跋涉之后所看到的那一片平原，韩寒是我们穿越没有阳光、空气污浊窒息的铁屋后迎面吹来的那一阵清风，这足以使我们对生命重新心怀感激之情；生命是公平的、是有可能的，善意不会因为我们曾经遭受的痛苦而丧失殆尽。韩寒身上散发出生命给予的快乐和祈愿，这些普通的愿望是我们每一天实实在在的情感。韩寒的眼光、判断、反应、速度、参与感、明确的态度、他身上的普通属性、感知快乐的能力，他的较真劲，已经在改变这个一再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画面。正是这些简单的原则，维护了我们生存最重要的品质，自由的尽情为之吧，它将扶助我们修复昨日的悲苍苦涩和洗涤今日的无力和困倦。

不管是5000，还是60，这个民族无论是以什么方式来谈论它，奇迹是它的文化仍然和几千年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可是今天这个文化将走向更加直接的、明白的、没有障碍的、具有速度感的新的可能，这个诱人的变化中，每一个人的品质将是时代的品质，同样也将左右那个国家的品质，我们所生成的将会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

请注意这一句：韩寒什么也不是。

韩寒在“梨花体”之争中确实稍有跟着庸众反智之嫌，不过在多数时候他与当年的崔健、王朔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朔之“无知”与其说是反智，还不如说是反对政治权力和知识霸权，顺便说一句；崔健《投机分子》（又名《摇滚游击队员之歌》）唱“朋友请你过来帮帮忙，不过不需要你有太多知识，这里只需要感觉和胆量，就像你18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难道也是反智？当年高尔泰曾称崔健的摇滚乐是最好的启蒙，如今徐贲则说“如果不说真话实话，不要说是所有的教授，就算在、再添上所有别的精英人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韩寒”。

韩寒的有趣正在与他不是读了启蒙精英的书长大，而是课本和报纸作为反面教材给了他巨大滋养。而当年崔健对个人自由的赞歌也不是源于知识包括摇滚知识，而是源于本能和直觉，感觉和胆量，就像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既需要运筹帷幄的思想家，也需要短兵相接的刺客——刺客还要拼身体，必须更多地依赖本能的力量和直觉的快感。不管是高歌“我身上的权利像一把刀子，要牢牢地插在这片土地”的崔健，还是“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的王朔，不管是让王二长出一尺老二的王小波，还是“草泥马裆中央”的艾未未，不管是狂犬吠墓的左小祖咒，还是“傻逼老愤青”罗永浩，以及赛车手韩寒，都构成了这个阉人王国膘悍的下半身。

脑残帝国亟需智性生活，阉人王国也亟需性生活。

左右可能尚值得一搏，但上半身和下半身就没必要打架了吧？

数月前旧文，刊于《时尚先生》六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