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面对，如何命名我们这个时代？先知后主竞相亮出他们的底牌，他们的红桃K。大学的土教授会教你使用“后现代主义”多功能插座，而洋大爷则喜欢涂“后共产主义”万能胶。当某个主义可以用来涵括解释一切的时候，必然就是它扯淡失效的时候，该是扒下理论的底裤还生活的“肌肉男”本色的时候了，在这个猛鼠过街的时代，与其闭门搬弄理论的捕鼠器，不如像猫一样出击，去跟鼠们say hello。

你可以将个人成长史像大头针一样扎进时代的屁股。随着成长于1980年代的一代人逐渐占据了历史舞台掌握了话语权，对1980年代的怀旧、叙述和总结将汹涌而至。野史自然是更有趣的，比如说像张立宪（老六）的《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罗永浩的《我的奋斗》这样游离于思想界、文学圈之外的小东西，而在宏大叙事的滔天恶浪中，即使是从《织毛衣》这样的似乎连小东西都算不上的不知什么东西，都能发现更有趣的时代密码。

我深深地爱着你

你却爱着一个傻逼 

傻逼却不爱你

你比傻逼还傻逼

呜——你还给傻逼织毛衣

《织毛衣》网络热潮中，大家仅仅把“织毛衣”当成一个可以任意改词填词的词牌，而不是可以重新谱曲翻改旋律的曲牌，直到张玮玮后来在江湖酒吧一次演出中以日本民谣《青青芳草地》的旋律来唱《织毛衣》并戏称之为“日本人民织毛衣”（依次类推可以一直翻唱下去变成“世界人民织毛衣”），毛衣热已经过去了。大众、媒体以及掌握文化阐释话语权的专家教授，似乎都只是捉住了冒出来的水泡而没有捉住鱼。这边厢，网友以唐诗宋词混搭为“织毛衣”洗牌，泱泱诗国的网络狂欢，就像是把旗袍和比基尼一起扔进洗衣机，看看能否搅拌出一个有着杨贵妃的脸蛋，章子怡的腰和 Lady Gaga 的屁股的美女，不过最终恐怕只能捞出个胸大无脑的塑胶波霸——网络狂欢本来也无需什么脑子，但那边厢，有专家因此就痛心疾首指责这种网络狂欢会令年轻人不关注社会，丧失社会责任感云云，这种专家又实在是脑子过剩了，只是脑子进了水而且是铅水。成天扛着像铅球一样的脑袋，您这是要去参加奥运会铅球比赛吗？我倒要看看您老人家能把自己的脑袋扔多远。

更有一位可爱得紧的文人对“织毛衣”做出宏观总结与批判，他指出那是“一种媚众行为”并“具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又总结出四大条：口水化，粗口化，简单化，弱智化。总之是替《织毛衣》这样一首80年代流氓情歌提前实现了四个现代化。

《织毛衣》作为一首佚名的80年代民谣小调，其中蕴含的最有趣的反差也就被忽略了：首先是80年代街头文化与当今网络文化的反差，在网络绚烂的后花园，80年代渺如古代，已是落花流水；其次是流氓与情歌，“傻逼”与“织毛衣”的反差，新世代的网络情绪，仅仅在于以“傻逼”消解“织毛衣”，但是大家似乎忘了，或者压根不想把它当成一首恶毒难掩悲伤的情歌；最后，还有鸡毛一样轻的网络新世代和铅球一样重的精英教授文人之间的反差。

这首歌的G点确实在于“傻逼”二字，这恰好契合了小清新文艺青年对“重口味”的新需求：小清新太素了，那就来点荤的，太甜了，那就加一点酸辣。而且“傻逼”的反讽也有助于痛击一下矫情滥情的民谣大军。但毕竟，“傻逼给傻逼织毛衣”，如此美好的愚行如此傻逼的激情，在今天已经大势已去，行将绝迹。80后90后的姑娘还剩几个会织毛衣？假如你不拿什么女权主义的正确废话来烦我，我只想说“织毛衣”三个字，是如此温婉古朴。请允许我借机稍稍抒发一下我们那一代老帮菜的古典情怀：

看红楼梦长大，

生一颗水浒的心， 

在三国纷飞的年代，

独自去西游。

—— 尹丽川《旧日理想》

但这已不是西游记而是大话西游的时代，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杀的时代。旧日的革命浪漫主义往往反过来被现实主义革命，80年代的青春期荷尔蒙是发泄在街头（而不是网吧和KTV）的，后来当我从良成为文艺青年，还难免想起某些个呆在牢里后来不知所终的伙伴。我想说的是1980年代前半期，是一个囚歌与诗歌比翼齐飞，光荣与噩梦交相辉映的年代，文革后一代的青春在严打的阴影和“四化”的阳光之间粉身碎骨惊涛拍岸。

我的朋友沙洲讲过自己在1980年初的中学业余生活：他和伙伴们的活动据点有两个，一个是故宫护城河，他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每天下午放学后去那儿吟咏落日，有一天沙洲拿着外婆陈敬容刚刚出版的译作《图像与花朵》，一班人轮番对着故宫大声朗诵波德莱尔和里尔克；而另一个据点是牛街，是法源寺，那是另一种生活：打架，泡妞......有一次，诗歌青年沙洲悍然举起一只活猫，把它扔进冰窖。沙洲后来对王朔小说既亲切又不满，他似乎觉得王朔侵犯了牛街小流氓的版权，他们自以为他们曾经创造了一套堪称弱水三千的浩浩荡荡的流氓话语体系，而王朔惟取一瓢小饮而已。

学校里在唱“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监狱里则在唱“蓝蓝的天空总是那么蓝，我却藏在潮湿的角落里”——这是改编自西北民歌的一首兰州囚歌，名为《华林山》，而华林山是西北最大的监狱之一，《华林山》版本颇多，后来又被野孩子乐队改编为《生活在地下》而继续传唱。这才是中国新民谣隐秘而充沛的源流，而《织毛衣》这样一首普通的街头小调，只不过提醒人们：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一个前卡拉OK前摇滚时代的地下文化，或者说街头文化。“傻逼”和“毛衣”这两种矛盾乃至扭曲的情绪纠结在一起，多少预示了一种崭新的时代感性——要知道“傻逼”这个词儿当时尚未流行——这种胡编乱唱的街头流氓小调谈不上什么音乐性文学性，但也正是因为简单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令《织毛衣》没有湮灭失传，而被类似孟京辉这样的老炮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唱下去，并在网络时代俨然变成臭了大街的网络红歌。如今的年轻人言必称“纠结”，而织毛衣不就是一个最“纠结”的行为吗？尽管《织毛衣》只是那个年代街头文化一个极为简化的浓缩标本，但它多少预示了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动物凶猛”的时代情绪，与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和90年代大陆校园民谣稍嫌空洞的纯情截然不同，“傻逼”不仅织毛衣，而且打开潘多拉之盒，最终通向80年代末以王朔，崔健为代表的所谓“痞子文化”。文人教授身上的酸腐气息是永远洗不掉的，他们如今骂《织毛衣》低俗，就跟当年骂王朔，崔健为痞子一样，而我们知道，正是所谓“痞子文化”那股在渎圣与圣洁，在幻灭与希望中挣扎突围的力量，奠定了一种新文化的基础。 

在如今这个消解一切调侃一切的年代，“傻逼织毛衣”被当成一种简单粗暴的谩骂，而在80年代，它分明暗含了某种知其不可而为的情怀。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首歌中，我要把“傻逼”这两个字唱得那么美，唱得又不像傻逼。

（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2010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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